2000年左右，当地政府开始改造大芬村的环境，新建步行街，整修街道。同时，邀请媒体进行各种宣传推广，把大芬油画村作为深圳文化产业的“名片”。2004年，大芬村成为首届中国文博会惟一的分会场，被文化部命名为“文化产业示范单位”。这座村庄名声大噪，世界各地的订单蜂拥而至。
2003年以后，大芬村行画市场的发展速度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订单像车轮一样赶着画工们往前走。赵小勇忙得没办法，终于对外招徒弟。他的画室最多时候有八个人干活，包括他们夫妻。他租了两套房，妻子做饭，给画工包吃包住。
2006年，摄影师余海波拍摄的系列作品《大芬油画村》获得第49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通称“荷赛”）二等奖，并被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永久收藏。赵小勇是照片主角之一，因此名声渐起。尽管大芬村有很多临摹梵高油画的画师，但客人们在村里打听梵高的油画，人们首先提到的都是赵小勇。国内外的媒体开始找他采访，称他为“中国梵高”。找他下订单的画商也越来越多，他忙不过来，大多没接。
从1997年到现在，赵小勇和他的妻子、弟弟、小舅子等已经临摹了九万幅梵高作品，仅《鸢尾花》就画了两万幅，《向日葵》差不多一万幅，之后是《星空》、《咖啡馆》。熟练以后，六个人半个月就能画500幅画。
很多人把这些数据视为他们的某种成绩。然而，像机械一样高强度地重复，有时候会让赵小勇烦躁不安，感觉画腻了，只想把画笔扔掉。有时候，他会觉得不如回工厂，每天过得更充实。曾经跟他一起到大芬村的同乡，最后便是因为觉得太枯燥，离开了。在赶完一批高强度订单之后，如果新订单不着急，赵小勇都要休息几天，哪里都不去，只在画室里打打牌。
赵小勇认为自己算是个平和安静的人，总能克制这种偶尔的烦躁情绪。“已经走上这条路，没法回头了。”他常常这样劝说自己，何况是为了赚钱。在行画市场最景气的几年，他的画室一个月能收入七八万块钱，而成本只要一万左右。但这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八九年。现在的画工做得好的，一个月能挣一万多，差的不过一两千而已。
画家们
1999年9月，19岁的杨福徐从报纸上看到大芬村招工启事的时候，还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画家。
他刚从广西艺术学院美术系毕业，在老家找不到事做，就从广西钦州跑到深圳，想找一份跟美工有关的工作。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在深圳一无所获。直到有一天从报纸上看到大芬村招聘有绘画基础的人，他便跑了过去。
到了大芬村，他有些失望。这里只是个小村庄，楼房破旧，道路乱糟糟，也没有画廊。画室就是个小作坊，老板租套房子，从外面接点订单，请画工在里面画画。好些人挤在一间屋子里睡通铺。面试就是现场临摹一张水彩人物画。他有些犹豫，不过，想到半年没找到工作，“能画画就已经很不错了。”
画室的人多数是晚上画画。有的时候碰到赶订单，需要连轴转，甚至连续通宵一周，只能白天稍微睡一下。一个通宵，他可以临摹六七张小水彩画，干一个星期能赚一千来块钱。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常碰到。
虽然杨福徐在艺术院校受过专业的色彩、素描训练，但基本功再好，也很难在这类临摹画中体现出来。很多画工从一开始就像工匠一样，跟着师父学画行画，很多技巧就是公式一样，叶子、云怎么画都有固定标准。不过，同样是临摹，两者在订单价格上并不会有什么区别。
2003年，由于政府大力推广、引导，为次年的文博会造势，大芬村知名度越来越高。不少原创画家，尤其是东北画家纷纷驻扎大芬村，他们中的一些人过去已经在业内颇有名气。这个以复制名画闻名的小村庄，第一次出现了原创绘画。
文博会之后，来大芬村的画家越来越多。大芬村的部分画师们也有了自我表达的欲望，开始尝试原创。
杨福徐看到这些画家刚到大芬村就在画原创，觉得这些画既可以卖，又符合自己的感觉，也试着画些原创作品。他依然会接一些订单，不过要按照自己的感觉去画，否则就会画得很累。
2007年，杨福徐停了工作，跑到北京，去中央美术学院进修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在宋庄待了半年，2009年初回到大芬村。他觉得这是自己的一个转折点，原创的眼界变宽了，绘画作品与过往也有很大不同。“我没走偏，如果一开始就去画行画，陷进去了，要脱身就很难了。”他觉得画久了行画，要想跳出来做原创，有太多局限性。“把脑子画坏了，他们应该走出去看看。还要看他们想的是星辰大海还是小富即安。小富容易满足，做原创太难。”独立策展人李旭认为。
杨福徐认为大芬村的原创是“很实在的”，而北京人玩当代风格，“很疯狂”。他的作品风格写实，在北京与周围画家有些格格不入，也没有市场。他也做过尝试，用夸张技法创作一些符号性强烈的作品，比如《大迁徙》系列，但最终还是回到写实的老路上。
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将来有条件的时候再回北京。一年多的经历，让他感受到那边更好的艺术氛围。“在大芬搞原创，心确实比较浮躁，一些当初跟我一起做原创的画师朋友，最后迫于现实压力，坚持不下来，又去接行画订单。而且这边经常有交易，会影响你的状态，人很容易就跟着市场走，不自觉就跟风了。”杨福徐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