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小勇手上的闲钱，几乎都买了关于油画的书。他常常去技艺好的画师家，一边看他们画画，一边聊天，渐渐学到些油画技巧。时间长了，画师们也会到他那儿聊天，看他正在画画，顺手指点一二。这种零星、持续的学习，让他的油画技艺长进不少。

晚上，黄江经常在村子里溜达，看到赵小勇的行画有进步，给了他一捆画布。 “这才是真正的订单。”赵小勇说。 他向黄江交货，被打回来重改。之后，黄江只给他一些单价几元到几十元的低档画订单。他觉得没劲，赚不了钱，也不是梵高的画，就开始去村外找订单。

第一年不算成功，不过把女友接到大芬村结婚让他感到安慰。

大芬油画村

黄江从未料到他的一次无奈之举，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一座村庄。大芬村成为世界商业油画领域的重要标签，而他成了油画村第一人。

1987年，画商黄江和一个朋友搭伙在罗湖区黄贝岭办了一间油画工厂。他从香港接来油画订单，招揽了六十多名画工到这套600平米的房子里，临摹各种世界名画。这在当时的中国，算得上是一家规模不小的油画工厂。不过，两年之后，周边地价飞涨，房东通知他月租金从两千元涨到六千多块。合伙人对工厂的控制也日益加强，他不能忍受，决定出走单干。

黄江是油画大芬村的缔造者之一 图/本刊记者 大食

“在厂里画画没有归宿感，真的就跟泥水匠一样。”画商俞隆（化名）入行时曾经是一家油画工厂的画工。他回忆，那时候在工厂里，穿得又烂又脏，像个叫花子，到处都是烟头，没什么尊严可言。老板之间恶性竞争，把价格杀得很低，最后杀到画工身上。

黄江开始在特区外的布吉镇一带找落脚地。“租金便宜，我的画工还要最少受到外界干扰。”黄江说，当他找到大芬村时，便决定留下来。

一条小河绕着大芬村，流水潺潺，岸边一侧是农田，有牛在河堤上吃草，另一侧是低矮的民房，黄鸡在巷子里觅食，鸭子在空地上大摇大摆地走着。整个村子不到300口人。黄江感觉走进了一个宁静的港湾，“画画不会受到外边的影响。”

大芬村离布吉镇只有三公里，买颜料、画笔等材料也方便。这里打车到罗湖口岸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他回香港拿订单、样板也方便。1989年农历八月，他租了村长洪必龙位于村口的一幢两层半小楼，这是村里当时少有的楼房，250平米，每月租金1600多元。

黄江把商品油画产业带进了这个经济落后的村庄。他组建了一个二十余人的油画工作室，画工是从广州、东莞、晋江等地招来的，不少是他过去的徒弟。黄贝岭时期的徒弟黄通一路追随。晋江时期的徒弟周晓鸿当时还在黄贝岭另一家油画工厂，听说黄江到了大芬村，也跟了过来。

这些画工都没有受过专业的美术训练。除了有经验的画工，新人必须有一定的绘画基础，应聘时要现场画一张画。过关之后，黄江再对他们进行十天到数月的商业油画技能培训。“训练他们的色彩观念，教他用笔，怎么画天空啊，怎么画树之类的。因为画商业画不是搞艺术原创，而且，早期的订单都是比较简单的画，有基础很快就能上手。有些年轻人教他一个星期就可以开工做订单了。”黄江介绍。这种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工匠之间的技艺传承。

黄江从香港的贸易公司接油画订单、取样板，拿到大芬村给画工们画。1987年，他在香港承接了沃尔玛的订单后，后者便成为他的稳定客户。那个时候，商业油画刚开始在国内发展，竞争少，订单增长很快。刚开始一个月订单就有数千张风景画，之后每个月几万张，甚至几十万张。订单多了，他开始把业务外包给美院、小画商，或者其他画工。

画商贺克均和他收藏的刘文作品 图/本刊记者 大食

这年4月，一个法国客户需要找人在一个半月之内完成36万张油画。黄江的厂子当时每月最多能画10万张。他估算，这样的订单量至少需要一千多人。虽然有赔钱的风险，黄江依然接了这笔订单，这也是他迄今为止接下的最大一笔订单。“赚钱肯定要有胆量。”黄江介绍，这笔订单只有三幅样稿，分别是树荫、土屋和房子，都是比较简单的小画，需要各画12万张。他开始联系广州美院教师，以及东莞、晋江的画商，总共找了一千多人赶工。

由于画比较简单，他甚至像那些制造业工厂一样，采用了“流水线式”生产模式：一人画天空，一人画水，一人画树，轮流完成同一幅画。“三个人这样一个小时能画20张画，效率提高了几倍。”最终，他按时完成了这批订单。不过，在大芬村画商龙腾飞看来，所谓“流水线式”模式只是一种过于夸张的说法。这笔订单，他是以每张六元的价格接的，单张成本三元左右，赚了一百多万元。“老外给我六块，他在国外可以卖到三十多块。”黄江认为，这条产业链最赚钱的环节掌握在外国人手中。

黄江的名气渐渐大了起来。大芬村的画工也越来越多。不少绘画爱好者和美术学院毕业生听说黄江找人画油画，陆续从全国各地赶到大芬村，这些人中包括画家刘文全、邓佳杰。他们大多自己在村里租房住，当时一个单间月租只要一两百块。这些人从黄江那里接到订单，就在家里画。“在我的画厂里，要受我管制，他们喜欢自由，只要按时交货，想什么时候画都可以。”黄江说。

这种订单转包的模式开始成为黄江最核心的业务，他不再自己画画，也不养画工了。他租的那幢小楼，一楼专门用来收画，二楼存货和自住。

到1990年代中期，大芬村已经聚集了几百名画工。福建人郭荣（化名）看到商机，开始到大芬村开店，向画工们出售画笔、画布、颜料等配套商品。由于画工聚集，租金便宜，散居深圳各地的部分画商不断搬进大芬村。

行画进入中国大陆

已经70岁的黄江是广东四会人，在广州长大。母亲是教师，喜欢画画，这让黄江从小对绘画产生兴趣，中学时多次参加绘画比赛。1966年“上山下乡”，他去了一间农场做知青，日子苦闷，也没条件画画。1970年，他游过深圳河跑到香港。他在写字楼里做过服务生，每天端茶递水、扫地、擦桌子，月薪200港币。做了半年，他觉得没前途，又去做装修，给人装铁闸门、焊接门窗，一天12块钱。后来，他还试过修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