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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村聚集8000名梵高 画出全球60%的油画(3)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新闻资讯网 人气: 发布时间:2020-10-23
摘要:1974年,黄江的朋友从广州美术学院出来之后,也跑到香港,专门画商品油画,也叫行画。有一次,黄江去看这个朋友,发现他系着名牌皮带,每个月赚三千多港币。“那时候,香港的银行经理一个月也才赚一千多块,我老爸

1974年,黄江的朋友从广州美术学院出来之后,也跑到香港,专门画商品油画,也叫行画。有一次,黄江去看这个朋友,发现他系着名牌皮带,每个月赚三千多港币。“那时候,香港的银行经理一个月也才赚一千多块,我老爸一个月只有几十块。”黄江很羡慕,觉得自己绘画水平并不比朋友差,也开始加入行画领域。

行画起源于欧洲。1960年代,欧洲人开始向韩国下行画订单,之后又传入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在香港,人们习惯称之为“韩画”,流传到大陆之后,则被称为“行画”。到1970年代中期,香港约有三百人从事这一行业。

黄江在朋友那里接受一段时间的行画技巧培训之后,便跟后者接一点订单。尽管技术还不熟练,但到1975年他每个月已经能赚到五六百港币。刚开始,他尝试过很多种题材。黄江觉得,风景画相对简单,不用像画人物那样要求严谨,“最容易蒙混过关,树干不要太大或者太小就可以了。”每天重复画同一幅画,枯燥无聊,不过,时间长了,技术也熟练了,他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画。熟悉行画产业以后,他开始自己联系行画贸易公司,直接拿订单。

1975年,黄江在香港弥敦道恒丰中心租了一套80平的房间,开办画室。他收了12个学徒,订单主要来自两家分别名为“集美”和“世界”的贸易公司。1978年,他又在澳门开了一间画室,招了五六个画工。到香港八年后,黄江终于有钱在香港启德机场附近买了一套房。他一直是小作坊式的生产,规模不大,在香港行画界也没什么影响。

在澳门工作室,有一名张姓美术老师主要给黄江画猫和老虎,是福建晋江人。1983年,张老师建议黄江去人工、租金更便宜的晋江合伙开油画厂。两人在晋江金井镇开了间油画厂,并办了绘画培训班,为油画村培训行画人才,总共招了60人左右。黄江在香港联系订单,进材料,张老师负责画厂管理和学员培训。他们也成为第一批把行画引入中国大陆的人。

这一年,金井镇人周晓鸿17岁,在亲戚的介绍下进入了黄江的培训班。他先学习了几个月素描,之后才学水彩和油画。由于一些学员零基础,所以学习时间长达一年。周晓鸿从小喜欢绘画,初中在学校拿过美术奖,学得快,把行画的每种题材都学了一遍。在临摹测试合格后,他开始正式画行画。“没经过专门的行画培训,即使美院毕业生也画不来,没这种效率。”周晓鸿说。在黄江的油画村没多久,他一个月便能拿到300块钱。当时,其他领域的普通职工月薪一般只有几十元。

这间油画厂只做了两年便被迫关闭。有一次,张老师和他的一个亲戚看到黄江带来的样板之后,绕开油画厂,单独跑到香港接单。黄江发现之后,终止了合作。

黄江带着周晓鸿等部分徒弟前往广州。最初没找到合适的地方办画厂,黄江暂时回了香港,周晓鸿则回晋江老家画行画去了。不久黄江前往江门市,开设了一间画厂。同时,他在广州海珠区中山大学附近租了一间几十平米的厂房,也开了一间油画厂,招揽了几十名画工。订单每月飞涨。1987年,他又跑到深圳黄贝岭与人合伙开了一间工厂。此时,越来越多的香港画商出于成本考虑,开始在福建莆田和广东广州、深圳等地开办油画厂,行画产业在中国大陆落地生根。

“中国梵高”

1999年,赵小勇背着自己的画到长隆附近,向一个香港画商自荐。画商觉得不错,给他发了十张梵高油画订单,《咖啡馆》画五张,《星空》画五张。他领回样稿之后,画得非常认真、细致,一幅画差不多画了两天。交货时对方很满意,又给他发了20张订单。此后,他有了固定的订单来源,收入好转了很多。订单多了,行画水平也逐步提升。

这一年,大芬村出现了第一家画廊。这是一个新加坡人开的,专门向聚集在这里的画工们买画。福建人郭荣看到了商机,也开了一家顺发画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来到大芬村参观、买画。之后,周晓鸿也办了画廊。几年内,大批画廊出现。

赵小勇与人合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在四楼。他们把客厅改成画室,各据一半。赵小勇把自己的画一张张钉在客厅墙上,地上也整整齐齐地码了很多“梵高油画”,还在窗户外挂了“专画梵高”的牌子。“老板一看能(被)打动。”赵小勇说。他这一层的画师,都是画梵高的,不少人画的时间比他长,比他好。那时候,来大芬村的客户多了,不少画师也开始有了这样的觉悟,很多房子的窗户和围栏上都挂着广告牌,诸如“专画地中海”、“肖像画”等。客人看到感兴趣的牌子,便径直爬上楼去。

有一天,香港的高先生看到“专画梵高”的牌子,爬上四楼,在客厅里转了十几分钟,对赵小勇的画兴趣浓厚。他当时便给赵小勇下了一笔20张画的订单,单价180元,一个月后收货。“香港人亲自来采购的肯定是大老板。”赵小勇判断。当时正值盛夏,赵小勇每天打着赤膊在客厅画画。他一般下午两点开始画,一直到凌晨一两点才收工,很少像师父张正京那样通宵画。很多老画师喜欢晚上画画的时候开着收音机。到了晚上,大芬村到处都是收音机的声音。大家都没睡,也不会吵到别人。

交完货不到一星期,赵小勇听到楼下小卖部喊,“四楼的,姓赵的,有电话”,下楼去接,原来是高先生打来的,问他明天在吗,想过来详谈。第二天,高先生向他下了80张梵高画订单。第三次200张。再往后订单越来越多,赵小勇一个人忙不过来了,想找人。他妻子看着订单多了,心里很高兴,说也想学画。他开始教妻子画行画。她原来在工艺品厂是“大笔”,负责上色,涂颜料。两个月不到,她已经能承担调颜料和打底的工作。

到2000年,高先生每个月发来的订单都有500张,后来甚至有一笔5000张的订单——梵高的《鸢尾花》。人手依旧不够,赵小勇不想把订单发给别人,陆续把在竹子林摆地摊的四弟和在老家的小舅子喊来帮忙。最忙的时候,四个人一个月要画一千多张大小不一的梵高作品。依然忙不过来,他就买了一套油印设备,直接印底稿,省去了用铅笔起底稿的工序,然后再手工补充、上色,效率倍增。如今,在大芬村到处都能看到做电脑喷绘的商店,在行画领域,机器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人工,效率提高了,行画的价格也下去了。“有的画卖得贵,要求临摹得一模一样,自己拿笔起底稿怕走样,就用喷绘,画得也快。”赵小勇解释。

  目前,大芬村共有从业人员八千多人 图/本刊记者 大食

目前,大芬村共有从业人员八千多人 图/本刊记者 大食

此时,越来越多的画商、材料商和画框商聚集到大芬村,更多的画工涌入这里。商品油画开始在大芬村成为一个完整产业,这座小村庄渐渐变成了油画村。

这种变化吸引了媒体的关注,各种报道越来越多。在不少人眼中,深圳这座新兴城市只是一片文化沙漠,大芬村油画产业的出现,不啻于甘露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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