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研究中发现，2008年到2016年之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上升和劳动者报酬占比上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做了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这些投资对就业的需求有很大拉动作用，尤其是对低收入者就业有很大的拉动作用。这段时间，我们不仅看到劳动者报酬占比在上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在上升，我们也看到基尼系数在下降。所以从收入分配的角度，不管是宏观分配还是微观分配，都在同期有所改善。可见，创造对低收入者的比较强劲的劳动需求、就业需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段时间，我们过多地依赖基建投资，在一定程度又引起了其他的问题，比如同期各级政府地方债务也在大幅度上升，基建投资所产生的效益也在逐渐下降。可见，靠基建投资改善收入分配，可能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那么，我们有什么样办法创造更多对低收入者的就业需求，改善收入分配，使收入更加均衡，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有两点建议：一是增加福利房的建设，不仅能够增加对低收入者的就业需求，起到基建拉动就业、改善收入分配的作用，同时还能增加低收入者的购买力；二在住房制度上和城镇化的制度上进行更大力度的改革，创造更多的劳动力需求，改善收入分配，改善农民工长期的社会福利获得。
■全国政协常委胡晓炼：着力提升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
今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我国金融宏观调控积极应对，采取多项措施，资金支持力度之大前所未有，金融让利实体经济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资金配置结构的要求之严也是前所未有。
围绕下一个阶段工作，提3点建议。
第一，金融资源配置应更加重视统筹短期应急和长期发展的需要，未来资金投放要更加向支持科技引领创新发展倾斜。疫情之后，提出保产业链、保供应链，某种程度看，高端产业链、供应链的配置权并不在我们手中，而是掌握在有关键技术和核心产品的外方手里。我们产业链自主配置权或还停留在服装、鞋帽、白色家电等一般用品方面。因此，为保产业链和供应链，除需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吸引外资，还要利用国内巨大的市场潜力，加大科技创新，突破关键技术瓶颈。
今年以来，金融给予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较大，信贷投放已占总投放近1/4，但要支撑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实现科技引领，对创新高质量发展的领域资金供给还需要显著改善。目前信贷投放制造业占整体投放的10%左右，投向信息传输、软件、信息技术、科研和技术服务占比仅约1%。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发展已经成为紧迫任务，坐而言不如起而行，要引导金融机构像服务小微企业一样，整合资源，支持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第二，以着力提升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服务金融扩大开放。从债券市场来看，我国现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债券市场，但市场监管体系、交易体系和托管体系相对割裂。对发债和投资主体来说，需对应不同的监管审批机构和要求、不同的发行交易方式、不同的文件备案材料、不同的登记托管场所，甚至不同的交易时间，这些不便利因素已成为我国债券市场效率提升和开放的主要障碍。自去年以来，国际三大债券指数已将我国国债、政策性金融债纳入国际债券指数之中，换句话说，中国债券市场大门已经向国际投资者敞开。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的企业债、公司债都可能成为吸引国际投资者的重要投资产品。因此，解决市场监管、交易、运行的统一性、一致性，提升市场高效性，已成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的必要基础条件。要建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境内金融市场内部的循环畅通和对外开放要共同推进。必须下决心突破利益的藩篱、障碍，尽快把我们的市场效率提高上去。
第三，要下好应对未来一个时期金融风险高发的“先手棋”。今年信贷大力度投放将使得杠杆率大幅度提升，贷款大幅增加，明年不良贷款的上升对金融机构来说是个较为严峻的考验。特别是当前财政收入普遍吃紧，政府隐形债务问题可能会进一步暴露，房地产企业风险也急剧上升。面对这些挑战，应采取更为灵活高效、具有前瞻性的应对措施，特别是货币政策要保持平稳，常态化中枢应上移，逐步吸纳消化超量投放，为应对风险和化解风险提供空间。
■全国政协委员金李：助力中低收入者和“一老一小”群体享受更好生活
我国正从传统农业社会向新型城乡一体化社会进化。农民工、刚毕业大学生以及其他追求更好机会的新市民大量涌现。人口的适度跨地区流动，促进了人力资本要素的优化重构，但是新移民的民生问题滞后，带来社会不公问题，同时影响消费能力，制约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发育。目前以新移民为代表的中低收入者在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基本保障性需求上开支过大，严重挤出了其他消费能力，形成所谓的虹吸效应。中低端人口有消费欲望，但是缺支付能力，难以提升有效需求。建议对于人口流入较快的城市，深入研究，在适度控制人口流入速度以更好匹配公共服务提供能力的同时，提出切实可行措施，更好地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特别是新移民的基本需求，从而更好释放其支付能力，减少后顾之忧，让老百姓敢于消费，深度解放经济潜力，为进一步形成国际国内双循环、内需外需良性互动打下坚实基础。比如，能否做到把租赁住房的个人自付上限控制在其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下（现在有的已经超过一半），未来逐步降到五分之一以下。
目前，我国新基建投入巨大，也引发部分人对于未来利用率不足的担心。其实，5G等数字经济技术将大大提升我们提供基础保障性公共服务的能力，降低成本，从而更好发展普惠的基本保障解决方案，以及大规模推动远程移动教育和医疗技术，真正使得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惠及包括新移民在内的中低收入人群。政府资源有限，花钱要花在刀刃上。
人生不同阶段中，收入起起伏伏，而基本消费则相对稳定。2019年中国的老龄化速度达全球最高。10年后的203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将达到25%，老年经济将成为未来主流。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但退休后再规划已经太晚，我们应教育和鼓励年轻人从现在开始为老年生活进行规划和储备，大力发展普惠财富管理，从而逐渐承担起保障自己未来生活的责任。但是在转型期中，国家要提供一定支撑。比如可否提供一些针对老人的贴息消费贷款，未来在符合一定条件时豁免本息的偿还？另外，老人如果有意愿也有能力继续工作，可否不收税甚至提供工作补贴（比如负所得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