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交生涯就是從參加邊界談判開始的。新中國老一代外交官，都是在周總理的嚴格要求、精心培養、言傳身教下成長起來的，無論做人、做事都令人敬佩。代表團的老同志都是我學習的榜樣，都是我從事外交工作的啟蒙老師。老馬（那時我們對領導就這樣稱呼）是50年代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的留學生，文質彬彬，平易真誠，對工作要求十分嚴格。有這樣一件事令我終生難忘。老馬讓我謄抄文件，因為字跡潦草，也未核對，受到嚴厲批評，開始還不理解。當看了總理閱退回的手抄件，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批注，包括打錯的標點都改了過來，我如醍醐灌頂，這才老老實實地一筆一劃重新認真謄寫。從此牢記這個教訓，再未犯類似錯誤。

1979年，我到駐蘇聯大使館研究室工作。田曾佩、馬敘生和王厚立又成了我的頂頭上司。他們不僅精通外交業務，而且都是為人正直、以身作則、關愛下屬的好領導。正是在他們的耳濡目染熏陶和直接輔導培養下，我才有了更多的學習鍛煉機會，尤其在調研方面有了較大進步。在使館工作四年，先后從隨員晉升為三秘、二秘。

80年代中，我從使館回國后在蘇歐司蘇聯處分管調研。戴秉國司長自己就是搞調研出身，被公認為“大筆杆子”。他嚴於律已，厚道謙和，對工作一絲不苟，對調研成品更是精益求精。我們處寫的調研稿子送到司裡，往往不是被改成“大花臉”，就是推倒重來。老戴常說的一句話是：“我們寫的東西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起初，我很不適應，后來慢慢習慣了，主動在稿子左側留出三分之一大寬邊，專供領導改寫。記得有一次，我們寫的《新情況》“七易其稿”。每次送到司裡，都因不合要求被退回，我心裡都發怵了。到第七稿時，那位寫初稿的同志干脆罷工了。我隻得勸說，這是最后一稿，若再通不過，我也不干了。經過反復討論修改后，這“最后一稿”才算勉強合格，退回來時改得也差不多面目全非。一篇新情況調研，為何如此折騰？主要原因是涉及的內容敏感，當時國內外對戈爾巴喬夫提出的“改革和新思維”有爭議，而我們要實事求是地予以反映，當然不能不格外審慎。俗話說，“嚴師出高徒”。后來，這位撰寫初稿的年輕外交官，也和我一樣成長為參贊、大使了。

我的回憶錄《別樣風雨情緣》裡有這樣一段記載: 2009年隨同中國前外交官聯誼會代表團訪問俄羅斯，我的老朋友、時任俄羅斯第一副外長杰尼索夫會見時深情地回憶了上世紀80年代在北京工作時與中國外交部同事之間的友誼。他指出，盡管當時蘇中關系非常復雜，但兩國外交官總是友好相處，並努力共克時艱。他用中文列數了十來位曾在莫斯科工作過的中國老外交官的名字，並稱“他們都是值得學習的老師”。這種好為人“徒”的精神可嘉，值得點贊。

至於上面提到的幾本拙作，也是在多位老朋友、老同事、老領導的熱心幫助和指點下才得以成稿。實際上，其中不少內容也都是吸納參考了鋼華、景賢、全章、世稼、永祥、國安、姜岩等同志提供的史料及具體修改意見。對於我來說，他們都是亦師亦友，有求必應，包括作序、題詞。尤其令我感動的是，年近九旬的田曾佩部長借助放大鏡審讀書稿，糾正了某些敏感提法，還挑出了錯別字。他特別指出：涉及外交方面的內容，一定要注意准確、客觀，多寫事實，少作評論，讓讀者自己去判斷。

唐代韓愈在《師說》中講:“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被后人尊為百代之師，對古往今來老師的啟迪教育作用做了最精辟、全面的論述。在我的一生中，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直至參加外交工作及退休以后，遇到過許許多多的老師，正是在他們的諄諄教誨和悉心呵護下，我才有幸一步一步地成長為外交官，才有緣為心愛的外交事業做點力所能及的奉獻。正所謂師恩如海。頗感遺憾的是，我未能對恩師們涌泉相報，謹以此文表達無比懷念感激之情，並向所有老師們致以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