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了北大俄語系之后，我才知道自己的實際成績還未達到學校錄取分數線。據告，當年北大、清華等重點高校適當降低點門檻兒，多招收了一些工農子弟。開學上俄語課時，老師讓每個同學都朗讀一段課文，進行摸底測試。我發覺自己的俄語水平與其他同學相比有很大差距，心裡非常著急和不安。下課后，老師安慰我說不要緊，她教過許多南方學生，什麼樣的口音都能糾正過來。她還指出：“農村孩子學習條件差，目前成績可能比不上城裡的學生，但天資不見得差，隻要刻苦努力，完全可以趕上。”老師的一席話，使我恍然大悟。每當回憶起這一情景，總是心潮澎湃，激勵自己好好讀書，不負厚望。這正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個新起點。
這位老師兼班主任叫陳君華，是著名民主人士柳亞子先生的外孫女。她愛逗笑，能關心人，和藹可親。按老師的要求，我買了一面小鏡子，經常一大早跑到俄文樓附近的未名湖畔，趁著周圍沒人，照書上的口型對著鏡子大喊大叫。在老師的精心指導下，我終於把32個俄文字母的發音一個個地正了過來。
開學典禮時，俄語系主任曹靖華教授給新生做報告。他強調：“學外語，要有螞蟻啃骨頭的精神，鍥而不舍，持之以恆，才能學好、學扎實。”這幾句話太深刻了，一下子印到腦子裡，成了我的座右銘。記得在第二學年開課不久，我在六院的走廊裡碰見曹老。當時我正在背單詞，他瞇著眼睛，用俄語問：“小伙子，學得怎麼樣？”我用俄文回答：“很吃力。”然后，用中文補充了一句：“但我有‘螞蟻啃骨頭’的精神。”曹老滿意地笑了，並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北大不愧為最高學府，其學習風氣之濃重，學術氛圍之深厚，思潮流派之活躍，就是不同一般。然而，平平靜靜地學習不到兩年，隨著全國政治氣候的變化，校園內掀起陣陣狂風惡浪。在那“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日子裡，我這個全靠國家助學金生活、一心想報答黨和人民恩情的寒門學子，內心充滿矛盾和彷徨。
（左上圖為設在北大六院的曹老銅像，右上圖為陳君華、萬寧老師﹔下圖為2014年紀念入學北大50周年同學會留影，前排中間為武兆令、李國辰老師。）
17年之后，當時我已到外交部工作，在蘇聯駐華大使館舉行的國慶招待會上見到曹老。他蒼老多了，拄著拐杖，我主動上前打招呼：“曹老，還記得當年在北大40齋（俄語系學生宿舍樓），您親手送給《花》的那個學生嗎？”他思索了一下，點了點頭說：“噢，就是你們的大字報說我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令我好感動呵！”告別時，曹老囑咐我：“外交工作很重要，你要好好做事。”2007年秋，我應邀回母校參加紀念曹老110周年誕辰的活動。作為學生和崇拜者，我在會上發言，追憶了與曹老四次難以忘懷的見面情景。最后，我表示，從“螞蟻啃骨頭”到“要好好做事”，這既是曹老對我個人的教誨，也是對我們年輕一代的鞭策。繼承他的遺志，弘揚“螞蟻啃骨頭”精神，培養出更多更好的優秀外語人才，這是對曹老的一個最好紀念。
1970年初，我被分配到外交部“儲備”，赴河北唐山柏各庄軍墾農場報到。畢業離校的前一天晚上，俄語系原總支書記倪孟雄來到學生宿舍與我告別。他說了這樣一番話：“你有時說話太沖，容易得罪人，以后到社會上可要注意，否則會吃虧的。”我聽了很感突然，以前從來沒有人這樣坦誠地當面指出我的缺點。我緊緊地握著他的手說：“謝謝老師的提醒，我會記住的，你自己也要注意保重。”倪老師后來調到高教部工作，並先后到駐加拿大、美國大使館任公使銜教育參贊。
1971年8月，根據周總理的指示，我們這批來自全國各地集中到唐山軍墾農場接受再教育的外語學生到北外“回爐”進修。我們已吃過苦中苦，對學習如飢似渴。北外俄語老師大多是中蘇友好時期由蘇聯專家培養出來的，俄語水平很高。當我發現自己的口語與北外的同學相比還有不小差距時，更是鉚足了勁，奮起直追。這一年半的閉門讀書，不僅把幾乎中斷了5年的業務學習重新續上，而且學到了許多新的知識和翻譯技巧。假如沒有這一次補課，恐怕很難勝任后來的工作。進修期間，學院還專門聯系安排到用外語的單位進行對口實習。在教員的帶領下，我們到大連外運代理公司當見習翻譯，主要任務是陪同經理登上外國輪船，協助辦理有關手續或進行交涉。盡管比較簡單，但畢竟與課堂不一樣，這是真刀真槍，還難免有點緊張，加之業務不熟，有時一個詞卡住，就翻不下去了。我們盡量利用各種機會，爭取多與外國海員聊天，練習口語。每次回來之后，我都將現場的俄語對話整理出來，請汪嘉斐老師修改指導，他總是耐心講評糾錯，讓我受益匪淺。
外交啟蒙老師
1973年3月北外畢業填報志願時，覺得外交部高不可攀，而且我們這批從唐山來的50人中隻有一個俄語名額，我沒有敢報。后來得知，是經俄語系老師推薦被分配到外交部。入部時,蘇聯東歐司蘇聯處田曾佩處長與我談話，從政治、業務、紀律各方面都提出了明確要求，強調“外交無小事”，要做到“站穩立場、掌握政策、熟悉業務、嚴守紀律”。他還特別提到，從此開始，我已不再是學生，而是一名光榮的外交戰士了。
當時，中蘇兩國邊界談判正在北京舉行，領導安排我到中蘇邊界談判代表團實習，在“反修”第一線進行鍛煉。到代表團后，首席團員馬敘生和黨支部書記王厚立一起與我談話，強調邊界談判機密性高，我們都是“文裝解放軍”，要有鐵一般的紀律，並希望我盡快成為中蘇邊界問題“不可替代的專家”。沒過多久，組織上就指定老翻譯王鋼華作為我的入黨聯系人，同時也是業務上的指導老師。他經常找我談心，鼓勵我爭取早日入黨，並主動傳授經驗，從參加外事活動要注意什麼、怎樣與對方交談、如何打電話以及怎麼坐車等都一一指點，手把手地教我。有些細節看似小事，裡面卻有頗多學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