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懋征跟已经去世的老伴赵树楷，也是通过妈妈认识的。那时霍懋征一家已经迁到北京。赵树楷从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在大中中学教数学，跟霍懋征的妈妈是同事。在女师大(现在的北师大)兼课时他又教过霍懋征。"妈妈很喜欢这个年轻人，就这样我们相识、结婚了。"

　　1943年，作为北师大数学系的高材生，霍懋征面临毕业的抉择。"学校让我留校教书，我说不。我要求到小学任教。有人问我为什么大学毕业非要到小学？一个原因是我爱孩子。看到妈妈的学生跟妈妈之间那种情谊，他们给妈妈带来的快乐，我就想过，长大我也要当老师。另一个理由，我知道万丈高楼平地起，小学是打基础的，是启蒙教育，我觉得当小学老师最光荣。那个年代是'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我在大学里成绩好，自己提出去小学，同学们都说我是傻子。"就这样，她来到了北京实验二小(当时叫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小学，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的子女许多都曾在这里读书)，并一口气在这所学校工作了60年。60年里，霍懋征有太多的机会甩掉"孩子王"的帽子。

　　20世纪50年代初她被借到教育部去编写语文教学大纲，审查教材。"4年后编完了，审完了，教育部要留我，但我还是坚持回学校。后来全国妇联调我去，我也没去。虽然我知道，按照党的教育方针教好每个学生，是很不容易的事，任务光荣而又艰巨。但是当孩子们成长起来，都能为国家做贡献时，你就是最幸福的人。"

　　除了母亲和老伴，女儿赵萱退休前是北京156中学校长，现在是全国中学校长委员会常务理事。小女儿在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当老师，是师级干部，55岁还在任教。儿子原在师大女附中教化学，后来去了日本，现在从事日中贸易。赵萱的女儿在教育国际交流中心工作。算起来，一家四代人有9个从事教育。1991年这个教师之家当选为"全国优秀教育世家"。

　　霍懋征本人曾担任全国妇联执委、民进中央常委和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务，但她始终没有离开过讲台。

　　1999年春节，霍懋征从1954年教到1960年--从一年级带到六年级那个班的同学，把她请去参加他们的联欢会。30几名50出头的中年人齐聚一堂，有的已经退休了。霍懋征给他们带去了自己78岁时在海拔4000米的九寨沟长河边骑着牦牛挥手扬鞭的照片。一位教育家为照片题诗："人生七十古来稀，骑上牦牛变十七。挥手扬鞭千重意，晚辈我等要牢记。"学生们高兴地像小时那样排成两队，伸出两只大手恭恭敬敬来接老师的照片。霍懋征激动地说："45年前，你们每个人每天伸着两只小手让我检查卫生。转眼间，今天你们每人伸着两只大手，来接我的照片。你们用这两只大手，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党为人民做出了贡献。我是你们的小学老师，我感到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文革"中被专政一年多，

　　有一天回家时，

　　却看到小儿子躺在血泊中

　　上世纪60年代，霍懋征接连遭受了两次人生重大打击。1962年的一天，她正在上课时，学校通知她22岁的二女儿病危。她不忍心把一个班的孩子丢下，继续把课讲完了。等下了课赶到医院时，女儿已经断了气。女儿临终前没能等到妈妈，只给她留下了一张字条："亲爱的妈妈，我要活啊！"40多年过去了，孩子的身影至今时常在她眼前闪现。

　　1966年"文革"中，霍懋征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被关押，被监督劳动，一年零九个月不许回家。

　　有一天，工宣队通知她可以回家看看，她还挺高兴，心想终于能看到孩子们了。那时15岁的女儿和13岁的儿子自己在家，没有大人照管。可一到家门口她就惊呆了：13岁的儿子躺在血泊中，已经死去。15岁的女儿在旁边吓傻了，屋子里被抄家者翻得乱七八糟。他听说儿子是在外面被红卫兵用三棱刮刀扎死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是什么人、为什么下这个毒手，难道是因为我保护老一辈革命家的孩子，得罪了什么人？当时有几个领袖、老帅的孩子是我的学生。'文革'中他们的家长受到冲击，我总是尽可能地保护这些孩子。"

　　她不顾一切地扑到儿子身上，号啕大哭："赵鸣，妈妈对不起你啊！"没容她料理后事，工宣队的人又把她押回了被专政的地方。

　　儿子死了，霍懋征悲痛之余，想的却是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那些思想畸形、行为扭曲的学生们。被批斗、被专政时，她没少挨学生的打骂。"好好的学生，运动一来完全变了样，张嘴就骂，抬手就打，这是教育的失败，教育的悲哀。"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该怎样教好这迷失的一代？这位数学系的高材生，此时暗暗做出一个决定："如果有朝一日还能重返讲台，我一定改教语文。""因为从古至今，语文教学重在育人，教给学生做人的道理。"恢复教课后她被分到丁字小学教语文，1978年又回到实验二小。当时组织上的意思是让她当校长，但她坚决不当，要回到一线站讲台教书。后来实在推不过当了个副校长，但仍兼一个班的语文课。

　　"文以载道"，语文教学一定要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是霍懋征坚持多年的主张。1979年她参加全国23省市中学语文教学的一个会议，会是在长春吉林师大附中召开的。讨论会上的主流声音是：语文教学要加强"双基"(基础知识、基本能力)教育，不要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否则会两败俱伤。作为一名与会的小学教师，她大胆地向那些中学教师提出了反对意见：语文课必须进行思想品德教育，这不是外加的什么任务，而是文与道的统一。那些老师说，那你给我们上一课吧。

　　"这是我第一次在陌生的地方、给陌生的学生上课。我上的是《毛岸英在狱中》，讲述8岁的岸英跟妈妈在狱中的故事。我在课上提问：岸英为什么能战胜敌人？学生有的说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有的说因为他有远大的理想，要解放全人类。这些带着成人套话痕迹的回答，显然不符合小岸英当时的思想实际。我引导学生反复读课文，启发学生想像杨开慧一次次面对敌人严刑拷打而英勇无畏的表现对岸英的深刻影响，他们终于明白了是妈妈的言传身教，使岸英有了战胜敌人的勇气和智慧。一节课讲下来，学生热泪盈眶，在场听课的老师也大为感动。与会的老师、专家都心悦诚服地同意了我的观点。"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上她的课，学生们迫不及待

　　霍懋征在"文革"后接手的第一个班--一个五年一贯制的三年级班，开始进行教育教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