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9年春节，我到尼日利亚探访好友晓慧。 在晓慧位于拉各斯的餐厅里，我偶遇了她的老友柳箐——尼日利亚某奶饮料生产企业的董事长。 后来的日子里，柳箐向我讲述了自己80年代在老家徐州当个体户卖女装，90年代到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雅库茨克当“国际倒爷”，千禧年后来拉各斯办工厂，30年穿越三大洲的打拼经历，我也在往后的多次接触、采访中，逐渐还原出了这位中国女掌门的江湖故事。 人过中年，眼前这位衣着低调而又讲究、身材苗条、依然长发披肩的董事长如此波折起伏的经历，如今看来，的确实难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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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箐，60后生人，从小跟着父亲在青岛的北海舰队里长大，母亲带着姐姐弟弟留在老家徐州。柳箐至今还记得，当年部队大院里周末都要放露天电影，同学都爱跟她套近乎，好让她带他们溜进大院里看电影。

高中毕业后，柳箐进了徐州一家机械厂，成为油漆工，专给自行车喷漆。那时公司规定“上12小时班，连续休息2天”，这样的工作节奏让柳箐很喜欢，因为可以有非常充足的私人时间。

十多年的知识禁锢之后，整个社会都充满了对知识和技术的渴求，城里、厂矿里办免费学习班蔚然成风，英语班、理发班、家电维修班和裁剪班随处可见。柳箐自幼喜欢绘画、做手工，便进了剪裁班。她的作业完成得又快又好，余下时间还能帮帮小她2岁的同桌包丽。

那几年风靡全国的日本电影《追捕》、电视剧《血疑》，让柳箐对日式女装很入迷，大半工资都用来买日本的服装设计书。1987年春，徐州的新百货古彭大厦开业造势，举办了一次服装设计大奖赛。经不住包丽的鼓动，柳箐也投了稿。

“最后竟然得了二等奖，奖金有800元，相当于我当时半年的工资呢。”说起那次获奖，柳箐至今都十分骄傲，毕竟这也改变了她一生的轨迹。

获奖后，个体服装商贩徐阳看中了柳箐的作品，想与她合作。徐阳在二府街服装市场有两个柜台，专营女装，从上海进货。她希望柳箐设计、制作的服装都能交给她来卖，柳箐欣然应允。

那以后，一到休息日，柳箐就把自己关在家里做衣服，每天能出货五六件，除布料钱外，再加了2到5元的工钱费，之后全部都卖给徐阳。柳箐设计的日式女装非常受欢迎，供不应求。直到后来，柳箐发现徐阳的卖价是她供货价的3到4倍，她才决定，干脆自己租个柜台好了。问题是找谁来守柜台呢？

彼时“商品经济”刚起步，有门路的人都奔着国营单位的“铁饭碗”去了，只有那些没法子进入体制的“困难户”才会去干个体户。柳箐在国营机械厂，舍不得放弃。包丽在国营橡胶厂，也不愿意，便推荐了自己的姐姐包楠。包楠比柳箐大2岁，是返城知青，在出租汽车公司的小卖部工作——这个“大集体”性质的企业允许停薪留职搞经营。

大家一拍即合，柳箐出资租下了二府街服装市场的柜台，包楠负责守柜台卖。几个月下来，两人的确赚了不少，可柳箐却要快累垮了——毕竟一个人精力有限，赶天赶夜制作服装，喷漆的工作也不能丢。再跟徐阳的店一比，还是跑上海拿货来卖赚得更快些。

于是，柳箐也开始在休息日坐火车到上海拿货，连夜再坐火车赶回来。

“时装设计师”的眼光，让柳箐进的货立刻得到顾客的青睐，很快，二府街服装市场上的同行们都跟风学起柳箐挑选的款式来。也有不少人想和她套近乎，好一道去拿货，可柳箐就像个独行侠。

那时候，柳箐已经在思考另一个问题了——既然自己抽空搞设计制作几件都能卖到好价钱，“为何不可以自己来设计，再搞个厂，做出真正的服装品牌呢？”——这个梦想，时至今日仍让她念念不忘。

服装的生意越做越好，柳箐和包楠又租下一个5柜台的商铺。每天一大早，商铺的卷闸门刚拉开，顾客就蜂拥进来。有时一个月可以赚五六千元，没多久，柳箐就变成了“万元户”，这在那时也算是凤毛麟角了。

90年代后，商铺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柳箐只得去福建石狮、广东东莞等更远的厂家进货，去一趟来回至少要一周。那时候，店里一天赚的已经比她在工厂一个月的工资还要高了，柳箐终于下决心辞了职，全心全意做自己的生意。

每次到石狮去进货，柳箐都十分感慨——那里的一个个小作坊都能成行成市，整合成巨大的制衣城。而徐州却没这个条件——想有自己的品牌服装，她还需要继续积攒启动资金。

1992年初，柳箐结识了在哈尔滨做服装批发的秋姐，秋姐劝她改做批发：“批发能赚大钱，零售做来做去，最后赚的只是一堆货。”

柳箐其实也考虑过。彼时，牟其中空手套白狼“倒飞机”的故事，已在全国大街小巷里传颂开来——他用几十车皮的罐头、热水瓶、服装等，去俄罗斯倒回了4架图154客机，卖给了西南航空公司。

在那个时代，大家都觉得自己有可能抓住某一次机会而一夜暴富，人人都在四下打听类似钢材这样的物资的上下家信息，都想成为倒卖物资获取暴利过程中的一环，“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的确如此。

到了夏天，秋姐又给柳箐透露了一个消息：哈尔滨火车站的地下商品批发市场正在招租，一个柜台年租3000块，未来这里一定是哈尔滨最大的服装日用品批发市场，机不可失。

柳箐终于按捺不住了——自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上海、深圳股市的热炒，十万大军南下闯海南的喧嚣，跨国公司加大投资中国的报道铺天盖地，她自认为，自己一定要走出徐州，参与到这样闯世界的潮流中去。

柳箐找到包楠商量 ：“到哈尔滨租几个柜台搞倒货、搞批发，这可能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赚了我们就回来搞服装厂做品牌。如果不行，再回来做零售。”

包楠说：“听你的，反正我跟着你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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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抢到好铺位，两人匆匆了结徐州的生意，带上没卖完的货物飞往哈尔滨。租下两个柜台，先把徐州的货拿出来卖。

然而，3个月过去了，期待中的火爆行情并未出现。连她们从徐州带过去的货都没卖完。东北人对服装的喜好跟江南人的完全不一样，柳箐对女装的敏锐嗅觉在这儿完全失灵了。

钱只出不进，柳箐每天都焦虑不已。也有几家在绥芬河做边贸的公司想要柳箐的货，但需要“赊货”——等他们拿走货卖出去了，才能付款。柳箐起初一口回绝了，这样风险太大。可又熬两个月后，还是不得不把货赊给了绥芬河的公司。

1993年新年后，市场仍然没有一点火爆的迹象，包楠也开始埋怨柳箐。想着不能再坐以待毙，柳箐让包楠留下见机行事，退了档口，自己坐火车去绥芬河要钱，然后回徐州重头再来。

那时的绥芬河还只是一个几万人的边陲小镇。走出火车站，柳箐踩着泥泞的街道，经过一排低矮平房，突见一栋崭新的5层大楼立在小镇中央，楼前人流车流拥挤喧嚣，大楼正中写着4个大字“青云市场”。

柳箐走进市场，看见密密麻麻的俄罗斯、中亚商客挤在商铺前选货、挑货，手里拿着货物，跟店主你来我往不停地砍价，计算器在双方的手里传来传去。不少的商铺堆满了货，店主都只能站到货物上向商客吆喝。

如此火爆的场面让柳箐十分震撼，连赊货的店铺都没去找，就直奔市场管理处，当即交了1万9千元，订了一个柜台位，然后打电话把包楠叫到绥芬河，做起了边贸批发生意。

起初，两个人是看到别人什么货好卖，就跟着进什么——牛仔裤、玩具、窗帘、鞋子、帽子、杯子、灯具等等，柳箐学得快，悟性高，总能在市场里很快找到更好、更便宜的货源卖给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