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他身子前倾，手半遮着嘴：“好多人不明白，在看史料的时候，当你发现那个一直想找的东西的时候，找到那个关节点的时候，有多兴奋！”
我带回来的档案全部公开。谁需要都可以查。我就是要给他们做一个榜样！
沈志华家里有一间专门存放档案的房间，几十个纸箱，每份档案，他都可以讲出一段故事。
俄罗斯使馆的冈察洛夫，原来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后来到外交部任职，曾出任驻华使馆首席参赞。沈志华和他是通过学术界的朋友认识的。冈察洛夫不仅抽出时间，连续数小时解答沈的疑难，一一解释很多档案原件中难以辨认的手写批语和签名，而且还把自己做研究时的好多资料赠送给他。“比1994年叶利钦送给韩国总统金泳三的还多。”沈志华喜滋滋地说，像是一个突然掉进了糖果堆里的孩子。
德国学者海因茨希博士，沈志华只是在学术讨论会上见过他一面。然而当沈志华知道他掌握了一批中苏同盟条约谈判的俄国档案，并通过电子邮件向他索取时，他非常慷慨地按照沈提供的目录一一复印并邮寄到中国。
还有美国独立学者威瑟斯比女士。作为一位俄罗斯问题专家，威瑟斯比曾多次赴俄国档案馆查找文件，个人积累了大批原始资料。当沈志华在美国向她谈起收集俄国档案的困难时，她不仅热情地带沈到书房参观，详细介绍自己所收藏的档案文献，而且还利用假日亲自复印这些材料，无偿提供给他。
“这些人对我的刺激挺大的。”沈志华说。对他刺激大的，还有另外一些事。
国内某位学者，手里有一本新出的俄文书，沈志华想借来复印一下，不行。再问“能不能告诉我具体的书名、出版社，我自己想办法找去？”也不行。
某家研究机构订有一些俄国杂志，沈志华想去看看。第一次，人家没说什么。第二次再去时，那些杂志全被收了起来。
“我带回来的档案，全部公开。谁需要都可以查。”沈志华说：“我就是要给他们做一个榜样。”
他把从俄罗斯和美国搜集来的所有资料，自费复印一套送给北京大学图书馆，有的还自制成光盘，交给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必须供人自由查阅。
那些资料印坏了一台复印机，沈志华家里的第二台，也不得清闲。他在京城南郊的别墅里，经常住着来查资料的学界朋友和为论文找资料的研究生。
在独立学者的身份之外，他最看重的是老师这个称呼。“沈志华在党校讲课，每次都是人满为患。”韩刚说。好多次，课结束了，底下的学生不走，不停地鼓掌，沈也只好一次次返场，像歌星似的。一个北大的学生说，听沈老师的课，让人脑袋开窍，不仅是他讲课的风格，更是他告诉你的历史真实的力量。
“历史教育，一定要用最新的研究成果。”他说自己这一代人曾经深受其害。“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苏联史教科书不能看。看了那些档案，一脑袋汗，以前学的全是假的。教科书是干什么的，教学生的，教完以后他们的文化结构里就是这套东西了，结果给人的都是假的，这不是害人吗？”
“哎呀，这么一说，我都想编教科书去了，这个责任更大。”他自己嘀咕。
作为一个独立学者，他觉得，10年来，社会对他的认可，不仅是对他研究成果的认可，也是对他个人研究方式的认可。在体制之外，学术运作本身的渠道反而更为通畅和自由。“我想做什么题目自己决定，用不着审批。我想写什么自己知道，找什么我也知道，也知道哪里去找。”
一位社科院的学者笑言，在某种意义上，沈志华可以作为衡量学术研究宽容度和自由度的标尺。
很多人说，沈志华是个理想主义者。在他自己看来，理想主义与其说是为改造世界或影响他人，不如说，首先是自我完善的需要。
“人，总要体现出你的价值。芸芸众生，几十亿人，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必要？每个人都要寻找自己的位置。我以为，做生意体现不出我的价值。挣钱，有人比我挣得多得多。”沈志华执著于历史研究的理由说起来很简单：“我就是想把那些过去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并不了解的事弄清楚，这样我才觉得没有白活。”
也许，正如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所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学家的意义，就在于不断地用新发现的史料解读历史，赋予历史生命和灵魂，让自己活得明白，也让更多的人活得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