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米高扬的报告只是转引了电报的部分内容，也没有注明档案出处，而在中国档案中又没有发现这两份档案，于是，有中国学者对俄国档案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并先后在中国四种主要史学刊物上发表质疑和指责性文章。
“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的说法，与当时中共的既定政策不一致，这是事实，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以有很多，而这恰恰正是历史学家应该研究的问题。”
沈志华认为，学者没有把精力用于探赜索隐，而是轻易地否定俄国档案的真实性，显然更多地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这种学术氛围不利于历史研究。
没有单位、没有上级主管部门、没有每年要发几篇论文的考核标准，沈志华对自己的定位是“书生”。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的身份，是“独立学者”。
他所坚持的学术原则，一是中立，比如，写论文从不说“我党”“我国”，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二是不为成见左右，一切靠史实发言。
历史的魅力在于其丰富、具体，充满各种可能性和偶然性。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应该是还原和解读历史，说明历史的经过，解释它发生的原因，而不是为它们贴上是非对错的标签。然而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都被政治化、简单化、概念化。
“内容丰富多彩、具体生动的历史变成了单调、僵死和干燥无味的教条，变成了一片沙漠……愈空洞愈好，愈抽象愈好，愈枯燥愈好，在有一个时期似乎成了一种风气。总的说来，片面性，抽象性，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是这几年历史教学和研究中突出的缺点。”这是历史学家翦伯赞在20世纪50年代发出的感慨。这种情况，到今天也没有根本的改变。“历史经过教科书的简单归类变成了政治宣传，学生还没学就知道谁好谁坏，谁是进步的谁是反动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徐天新教授说，这样的历史，不能丰富人的头脑和思想，不能让人看到世界的复杂性。
比如，提起朝鲜战争，浮现在很多人脑子里的，仍然是“抗美援朝”、是政治立场、敌我分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消除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心中的屈辱感等等。
“而沈志华的研究完全不一样。”徐天新教授说。
在这本被《书城》杂志评为“2003年汉语界十大好书”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中，你看到的，是中俄两国最新公布的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是翔实、客观的史实陈述，以及由此做出的推论―――这场战争的爆发，是由于冷战和意识形态的对立阻隔了大国之间的对话和沟通，使各方陷入了理解的盲点，在处理国际事务和相互关系时根据直观的错误判断采取了错误的决策和行动。
本书改变了过去就中美关系讨论朝鲜战争的视角，从中苏关系的角度重新审视这场战争，着重分析了中苏同盟与朝鲜爆发的战争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中苏结盟后对朝鲜问题的政策存在哪些分歧，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后作为同盟国的中国与苏联各自的考虑及不同对策，毛泽东是什么时候以及怎样下决心派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
在论及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时，沈志华提出，如果在1951年1月13日，即中国军队入朝不到3个月、取得第三次战役胜利后，屯兵三八线附近，接受联合国提案开始停战谈判，那么“无论在政治、外交还是军事上，都对中国极为有利”。但是，因为毛泽东设定了超越现实的战略方针，错过了这个机会，而导致中国从人员伤亡到政治、外交、经济等各方面，都付出了本不应该付出的多余代价。
徐天新教授认为，通过这些新的档案，可以发现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比如中苏之间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铁板一块”，而是充满了微妙复杂的博弈。至于沈解读这些史料提出的观点，你可以同意或不同意，但这种不受固有结论约束、一切从史实出发的研究方法，本身就是最大的突破。
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韩刚教授说，我们目前的历史研究尤其是现代史研究，严格说来，很多都不是科学，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从结论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每个事件都有预先定好的结论，无论发现了什么新的材料，研究者只能按照那个结论来诠释史实，只能增添论据而不能改变结论。这种研究，根本无法与国际学术界对话。
要改变这种状况，恢复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生命力，除了要让历史研究与政治宣传剥离之外，关键还必须占有第一手的、而不是被人取舍和剪裁过的档案文献。
“所有人都赞成，都认为太应该做了，可就是不知道你怎么能办得成”
沈志华对档案的痴迷，在史学界是出了名的。
“历史研究，就像是拼图游戏，档案、史料，就是那些碎片。”沈志华说。
和拼图不一样的是，史料有多有少还有假，怎么去伪存真，怎么拼才能最接近历史原貌，要考验历史学家的功夫。“但第一步，你总得先有这些图块啊。否则，一张脸你只能凑出一只耳朵，那算什么。”
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向封闭的苏联历史档案文献开始解密。上世纪90年代初，俄国一些重要档案馆已经对外开放，这一情况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高度重视。美国、德国、英国、挪威等国家的图书馆都开始收藏并陈列大量俄国档案的缩微胶卷和复印件，关于某些历史专题的档案集也陆续以俄文和英文形式出版。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这更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沈志华说。
过去，因为社会环境所限，很少有学者能走出国门找档案。我国的世界史研究，依据的都是别人书中转引的东西，基本没有第一手的档案资料，这样的历史研究很容易断章取义以讹传讹。而有关苏联问题情况更严重，因为和西方国家相比，它的档案材料在本国国内也不开放。
俄罗斯档案的解密，是一个机遇，意味着我国学者在某些研究领域中，可以与国外学者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1994年，刚刚返回学术界的沈志华，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定位在苏联史、冷战史和中苏关系，机缘巧合，他有了亲自去俄罗斯搜集档案的想法。
可是想一想，太难了。他连单位也没有，办个护照都麻烦。
1995年初，沈志华出面、出资，邀请国内苏联史研究的十多位一流专家，在北京大兴县的一个宾馆召开研讨会，专门论证这事究竟值不值得做。
结果，沈志华说：“所有人都赞成，都认为太应该做了，可就是不知道你怎么能办得成。”这些学者中，也有人和单位建议过此事，但都没有下文。“说实话，我也不知道究竟要花多少钱，能不能做成，不过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我非要试试。”
会开了3天，最后，大家觉得这事太大，完全的个人行为太困难，还是应该有一个组织来出面。
沈志华又去找当时一位社科院副院长。可社科院没钱，如果等国家批资金，不知要到什么时候了。商量后两人达成协议，由社科院立项，沈志华出资。
1996年5月，沈志华率苏联历史档案课题组一行4人来到了莫斯科。
第一顿饭，就吓了沈志华一跳。他们4人加上一位俄罗斯科学院的接待人员，5人花了460美元，还是一个很普通的餐馆。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他们都是每周乘地铁到郊区市场，买回一周的面包、黄油、香肠、咸菜，自己在住处煮稀饭吃。
吃饭委屈自己一点就行。可档案问题麻烦大了。
首先是价钱昂贵，复印费每页便宜的1美元，贵的要2．8美元。俄罗斯档案管理落后，官僚作风严重。调档特别慢，条子交进去，什么时候出来不知道。早上恨不得11时才上班，1时午休，下午3时上班4时关门。
他们原计划待一个月，可要是这样，半年也不够，时间和钱都搭不起。“必须得想个招儿。”沈志华说。
几人一商量，决定兵分两路。两人留在档案馆，专门摘抄复印目录，购买档案指南。沈志华和另外一位俄语好的人，出去公关。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远东所、东方史所，差不多是同行的，都去拜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