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交生涯就是从参加边界谈判开始的。新中国老一代外交官，都是在周总理的严格要求、精心培养、言传身教下成长起来的，无论做人、做事都令人敬佩。代表团的老同志都是我学习的榜样，都是我从事外交工作的启蒙老师。老马（那时我们对领导就这样称呼）是50年代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留学生，文质彬彬，平易真诚，对工作要求十分严格。有这样一件事令我终生难忘。老马让我誊抄文件，因为字迹潦草，也未核对，受到严厉批评，开始还不理解。当看了总理阅退回的手抄件，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批注，包括打错的标点都改了过来，我如醍醐灌顶，这才老老实实地一笔一划重新认真誊写。从此牢记这个教训，再未犯类似错误。

1979年，我到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工作。田曾佩、马叙生和王厚立又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他们不仅精通外交业务，而且都是为人正直、以身作则、关爱下属的好领导。正是在他们的耳濡目染熏陶和直接辅导培养下，我才有了更多的学习锻炼机会，尤其在调研方面有了较大进步。在使馆工作四年，先后从随员晋升为三秘、二秘。

80年代中，我从使馆回国后在苏欧司苏联处分管调研。戴秉国司长自己就是搞调研出身，被公认为“大笔杆子”。他严于律已，厚道谦和，对工作一丝不苟，对调研成品更是精益求精。我们处写的调研稿子送到司里，往往不是被改成“大花脸”，就是推倒重来。老戴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写的东西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起初，我很不适应，后来慢慢习惯了，主动在稿子左侧留出三分之一大宽边，专供领导改写。记得有一次，我们写的《新情况》“七易其稿”。每次送到司里，都因不合要求被退回，我心里都发怵了。到第七稿时，那位写初稿的同志干脆罢工了。我只得劝说，这是最后一稿，若再通不过，我也不干了。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后，这“最后一稿”才算勉强合格，退回来时改得也差不多面目全非。一篇新情况调研，为何如此折腾？主要原因是涉及的内容敏感，当时国内外对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改革和新思维”有争议，而我们要实事求是地予以反映，当然不能不格外审慎。俗话说，“严师出高徒”。后来，这位撰写初稿的年轻外交官，也和我一样成长为参赞、大使了。

我的回忆录《别样风雨情缘》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2009年随同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我的老朋友、时任俄罗斯第一副外长杰尼索夫会见时深情地回忆了上世纪80年代在北京工作时与中国外交部同事之间的友谊。他指出，尽管当时苏中关系非常复杂，但两国外交官总是友好相处，并努力共克时艰。他用中文列数了十来位曾在莫斯科工作过的中国老外交官的名字，并称“他们都是值得学习的老师”。这种好为人“徒”的精神可嘉，值得点赞。

至于上面提到的几本拙作，也是在多位老朋友、老同事、老领导的热心帮助和指点下才得以成稿。实际上，其中不少内容也都是吸纳参考了钢华、景贤、全章、世稼、永祥、国安、姜岩等同志提供的史料及具体修改意见。对于我来说，他们都是亦师亦友，有求必应，包括作序、题词。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年近九旬的田曾佩部长借助放大镜审读书稿，纠正了某些敏感提法，还挑出了错别字。他特别指出：涉及外交方面的内容，一定要注意准确、客观，多写事实，少作评论，让读者自己去判断。

唐代韩愈在《师说》中讲:“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被后人尊为百代之师，对古往今来老师的启迪教育作用做了最精辟、全面的论述。在我的一生中，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直至参加外交工作及退休以后，遇到过许许多多的老师，正是在他们的谆谆教诲和悉心呵护下，我才有幸一步一步地成长为外交官，才有缘为心爱的外交事业做点力所能及的奉献。正所谓师恩如海。颇感遗憾的是，我未能对恩师们涌泉相报，谨以此文表达无比怀念感激之情，并向所有老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