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北大俄语系之后，我才知道自己的实际成绩还未达到学校录取分数线。据告，当年北大、清华等重点高校适当降低点门槛儿，多招收了一些工农子弟。开学上俄语课时，老师让每个同学都朗读一段课文，进行摸底测试。我发觉自己的俄语水平与其他同学相比有很大差距，心里非常着急和不安。下课后，老师安慰我说不要紧，她教过许多南方学生，什么样的口音都能纠正过来。她还指出：“农村孩子学习条件差，目前成绩可能比不上城里的学生，但天资不见得差，只要刻苦努力，完全可以赶上。”老师的一席话，使我恍然大悟。每当回忆起这一情景，总是心潮澎湃，激励自己好好读书，不负厚望。这正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新起点。
这位老师兼班主任叫陈君华，是著名民主人士柳亚子先生的外孙女。她爱逗笑，能关心人，和蔼可亲。按老师的要求，我买了一面小镜子，经常一大早跑到俄文楼附近的未名湖畔，趁着周围没人，照书上的口型对着镜子大喊大叫。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我终于把32个俄文字母的发音一个个地正了过来。
开学典礼时，俄语系主任曹靖华教授给新生做报告。他强调：“学外语，要有蚂蚁啃骨头的精神，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才能学好、学扎实。”这几句话太深刻了，一下子印到脑子里，成了我的座右铭。记得在第二学年开课不久，我在六院的走廊里碰见曹老。当时我正在背单词，他眯着眼睛，用俄语问：“小伙子，学得怎么样？”我用俄文回答：“很吃力。”然后，用中文补充了一句：“但我有‘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曹老满意地笑了，并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北大不愧为最高学府，其学习风气之浓重，学术氛围之深厚，思潮流派之活跃，就是不同一般。然而，平平静静地学习不到两年，随着全国政治气候的变化，校园内掀起阵阵狂风恶浪。在那“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日子里，我这个全靠国家助学金生活、一心想报答党和人民恩情的寒门学子，内心充满矛盾和彷徨。
（左上图为设在北大六院的曹老铜像，右上图为陈君华、万宁老师；下图为2014年纪念入学北大50周年同学会留影，前排中间为武兆令、李国辰老师。）
17年之后，当时我已到外交部工作，在苏联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见到曹老。他苍老多了，拄着拐杖，我主动上前打招呼：“曹老，还记得当年在北大40斋（俄语系学生宿舍楼），您亲手送给《花》的那个学生吗？”他思索了一下，点了点头说：“噢，就是你们的大字报说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令我好感动呵！”告别时，曹老嘱咐我：“外交工作很重要，你要好好做事。”2007年秋，我应邀回母校参加纪念曹老110周年诞辰的活动。作为学生和崇拜者，我在会上发言，追忆了与曹老四次难以忘怀的见面情景。最后，我表示，从“蚂蚁啃骨头”到“要好好做事”，这既是曹老对我个人的教诲，也是对我们年轻一代的鞭策。继承他的遗志，弘扬“蚂蚁啃骨头”精神，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优秀外语人才，这是对曹老的一个最好纪念。
1970年初，我被分配到外交部“储备”，赴河北唐山柏各庄军垦农场报到。毕业离校的前一天晚上，俄语系原总支书记倪孟雄来到学生宿舍与我告别。他说了这样一番话：“你有时说话太冲，容易得罪人，以后到社会上可要注意，否则会吃亏的。”我听了很感突然，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坦诚地当面指出我的缺点。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谢谢老师的提醒，我会记住的，你自己也要注意保重。”倪老师后来调到高教部工作，并先后到驻加拿大、美国大使馆任公使衔教育参赞。
1971年8月，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们这批来自全国各地集中到唐山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的外语学生到北外“回炉”进修。我们已吃过苦中苦，对学习如饥似渴。北外俄语老师大多是中苏友好时期由苏联专家培养出来的，俄语水平很高。当我发现自己的口语与北外的同学相比还有不小差距时，更是铆足了劲，奋起直追。这一年半的闭门读书，不仅把几乎中断了5年的业务学习重新续上，而且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和翻译技巧。假如没有这一次补课，恐怕很难胜任后来的工作。进修期间，学院还专门联系安排到用外语的单位进行对口实习。在教员的带领下，我们到大连外运代理公司当见习翻译，主要任务是陪同经理登上外国轮船，协助办理有关手续或进行交涉。尽管比较简单，但毕竟与课堂不一样，这是真刀真枪，还难免有点紧张，加之业务不熟，有时一个词卡住，就翻不下去了。我们尽量利用各种机会，争取多与外国海员聊天，练习口语。每次回来之后，我都将现场的俄语对话整理出来，请汪嘉斐老师修改指导，他总是耐心讲评纠错，让我受益匪浅。
外交启蒙老师
1973年3月北外毕业填报志愿时，觉得外交部高不可攀，而且我们这批从唐山来的50人中只有一个俄语名额，我没有敢报。后来得知，是经俄语系老师推荐被分配到外交部。入部时,苏联东欧司苏联处田曾佩处长与我谈话，从政治、业务、纪律各方面都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外交无小事”，要做到“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他还特别提到，从此开始，我已不再是学生，而是一名光荣的外交战士了。
当时，中苏两国边界谈判正在北京举行，领导安排我到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实习，在“反修”第一线进行锻炼。到代表团后，首席团员马叙生和党支部书记王厚立一起与我谈话，强调边界谈判机密性高，我们都是“文装解放军”，要有铁一般的纪律，并希望我尽快成为中苏边界问题“不可替代的专家”。没过多久，组织上就指定老翻译王钢华作为我的入党联系人，同时也是业务上的指导老师。他经常找我谈心，鼓励我争取早日入党，并主动传授经验，从参加外事活动要注意什么、怎样与对方交谈、如何打电话以及怎么坐车等都一一指点，手把手地教我。有些细节看似小事，里面却有颇多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