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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的物种起源(6)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新闻资讯网 人气: 发布时间:2021-01-15
摘要:更年轻的创业者李舸正是汉庭的客户,“我出差住汉庭,自己出去玩也住汉庭。我觉得在酒店就是一夜睡六个小时的觉,要花八百多块钱住四五星级饭店没必要。把钱花在易耗的消费品上是种浪费。”他第一次创业成功后,住的是

  更年轻的创业者李舸正是汉庭的客户,“我出差住汉庭,自己出去玩也住汉庭。我觉得在酒店就是一夜睡六个小时的觉,要花八百多块钱住四五星级饭店没必要。把钱花在易耗的消费品上是种浪费。”他第一次创业成功后,住的是毛坯房,买车用按揭。

  “我的财富观就是日子过得很舒服就够了,如果只是赚钱我没有这么大的工作动力。我希望名利双收,主要是希望通过创造财富被认同,不能被认同和赞赏的话,这个钱的意义就不大了。”

  王功权在投资中接触到的最年轻的创业者是19岁。他觉得如果一定要找出新生代创业者与老两代企业家的区别,最大的不同是他们对于自己“社会责任”的理解。

  “受毛泽东时代影响的企业家过多的考虑企业行为跟全社会的关系,以及企业所承载的社会使命。19岁的年轻创业者不太想这些,他们考虑就是我企业本身的成长和个人的事业前途。他会把自己的事业和志向变得很具体,而不去考虑企业对整个社会的改造。我不认为这表明新生代没有社会责任感了,我认为这是他们定位更清晰、更理性,不会把企业功能赋予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王功权说。

  “(在此之前),很多企业家试图为解决社会问题、改造社会做一些工作,这种愿望和冲动现在还看不出衰减的态势。”王功权是对这种心态与现象坚决的反对者,“我支持企业家个人去做公益、参与社会改造,坚决反对企业来做。企业第一位的事,是要给股东、给员工最好的回报。”同为投资人的阎焱也是此类观点的拥护者:“商业就是非常简单的事,不要把很多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强加到上面,中国现在经常把政治概念与经济概念混淆、把经济概念与社会概念混淆。”

  柳传志是老一辈,但熟悉柳传志的人都知道,他是“企业本位”坚定的信奉者。“改革肯定要和一些不公正行为做斗争,但你如果为这么一点斗争牺牲??我的任务是把我的企业做好,通过把企业做好来表现出改革开放的实质内容,(斗争)那不是我的事。这么一想我也安慰了我自己,也觉得我人依然正直善良。”

  陈东升对未来中国社会呼吁两件事,一件是坚定建立法治社会,第二件是要走小政府大社会道路,即把经济还给市场、把商业还给企业、把企业家精神还给企业家。

  他说,中国经济过去30年最大的成功原因就是政府主导了经济,以至于经济效率提升很快、GDP猛增,但是中国没有出现大批很好的企业。“政治家错位,政治家也有很强的企业家精神,政治家像企业家—不论评价好环,这是个历史事实—推动了GDP增长,但抑制了真正的企业家精神,或者说企业家精神太泛滥了。”他说他现在做泰康信奉两个原则:一个以虔诚之心走专业化道路,二是绝不跟政治沾边。

  “我希望社会每种角色各就各位,教师就该站在讲台上把学生教好,不要揣着手机做生意;法官能把案子判好;政府从经济资源分配领域退出去;企业家把企业搞好;权利该归人民就归人民。我们不要一出什么事全归结为社会问题。”王功权说。

  戴志康可能是此次受访者中的另类。他质疑:企业怎么可能把社会功能全部剥离,只是成为纯粹的牟利机器?他认为,如果这样,企业与社会的摩擦力会很大,企业家必须把社会功能有机、合理地融入企业实践中。“企业家一定要有自己的社会理想。”他的偶像是清末民初热衷以商业之力改造社会的张謇。“跟张謇同时代的有多少有钱老板,过了100年再来看,谁是真正有意义、能超越时空的?只图赚钱的企业家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人物。”

  “我们这一代是想把自己的底子打得好一些、做得更踏实稳定一些,钱赚得更多一点。”欧神诺董事长鲍杰军说,“谈到要为社会承担什么责任、或者让社会对企业家有多强的认同感,我觉得这需要一个过程,也许到我们的第二代,这些愿望才可能发生。”

  季琦说,“我们的思想和价值观是在1980年代的大学里形成的,那些理想主义的东西我想一辈子可能都难以改变和放弃,但是那个理想主义已经藏到心灵最后面去了,也许一有机会就爆发,但我们当下的考虑往往是功利和实际的。”“中国企业家离'慈善’的境界还很远,无论是财富还是心境。我对慈善的理解就是:独善其身。”

  戴志康今年46岁,鲍杰军今年48岁,季琦今年44岁,再过一个25年—2035年时,他们各自的想法、处境与诉求,较今天的他们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届时的中国、中国商业与中国企业家阶层,又呈现为什么样的性状特征?

  采访中,企业家们纷纷表示相信“命运”弄人、造化弄人。

  “我很深刻地感受到了命运的力量。我是学生物的,然后到了德克萨斯,一个人在草场上做研究,仿佛一眨眼的功夫,我就做起了互联网,成为中国首家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总裁??那天我和陈东升聊,我说1978年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或者说1981年我刚上大学那会儿,哪怕用最异想天开的方式猜自己未来,恐怕也想不到自己的今天是这样状况,在中科院读研究生那会儿我甚至认定自己这辈子很难能拥有一辆轿车??我经常觉得自己非常不安、极其渺小,感觉现在的事业和生活不是自己怎么样所得来的,而是有一个安排,有一种力量在推着我往前走。”田溯宁告诉我们,他相信努力和成就之间并非线性关系。他引用了李白《日出入行》的中间段落: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他说,连李白这样豪情万丈的诗仙,到晚年都会膜拜自然命运的伟力。

  “你觉得你们这代人以后会很平稳地过几十年吗?”当我们问柳传志关于中国企业家的群体“宿命感”问题(比如100年前那批新兴民族实业家群体夭折)时,他没有直接回答他有或者无,倒是反问我们这么一句。

  接着,柳传志说,“我觉得我自己在正常情况下安全靠岸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但对于企业来说—就像一堆蚂蚁在运一个小馒头渣,大家很努力在那搬啊弄啊,一个小孩淘气拿一碗水一浇,蚂蚁们就被冲散。整个地球在宇宙里就已经很渺小了,我们真的是比蚂蚁还微小的东西。”刘嘉偌 蔡钰 

来源:中国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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