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看看宽带资本的田溯宁。田溯宁把他为何投身企业从某种意义上归溯于他童年起就有的“不安全感”。他刚在北京出生,父母就调往甘肃兰州,他只好来到沈阳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固然“跟外婆和姨的关系非常好,但为什么父母就不在旁边呢?”童年给他印象最深是“坐火车”、“漫长动荡的旅途”,每次要坐两天三夜,从北京倒火车到兰州去看他父母。再加上姥姥是沈阳最好中学的校长、当地的人大代表,文革开始后,姥姥家开始被红卫兵冲击、抄家,田溯宁的“不安全感”进一步加深。为此,长大后的田溯宁一直都在寻觅人与人间的某种亲密关系,当他在美国学生态学,孤身在德州草场做实验时,他觉得孤独难捱,无法在寂寞单调的科研生活中找到寄托。

　　“当亚信有四五十人了的时候,我每天上班都特别向往。当我和员工在一起的时候,会产生一股非常强大的安全感。父母、姥姥、导师都说我过于简单而社会过于复杂,做公司肯定要吃亏—但我最终意识到,作为创始人我可以去影响企业的文化,让自己和同事从前台到司机都充满幸福地投入工作,这是很强烈的满足感。”

　　讲究人际的沟通、达成情感与理念的共鸣,是田溯宁在长期的企业领导生涯中表现得比较明显的,无论是他在亚信和宽带资本还是国有企业网通当职业经理人期间。事实上,他佩服的两位企业家:柳传志和万事达董事会的Richard Haythornthwaite,都以沟通能力和打造共识闻名。

　　柳、田这类人的特点是,对自己与家族的个人名誉看得很重,注重稳定性,很在意自己与环境的共生与互动,宁肯做事慢一点,也不愿意去伤害利益相关者。

　　虽然被允许,但柳传志对先富起来心情复杂。1990年代中期联想还在中科院计算所小楼里办公,柳传志每天坐汽车上下班时都会遇到骑自行车的体制内老同事。他不愿让对方看到自己坐在车里,就让司机去给车窗贴了膜,也不愿意司机摁喇叭惊动人家。“一定跟司机说你慢点,从他们边上悄悄过去就完了。??如果我的住房宽敞点,他们到我们家里看时,我也觉得是一种痛苦。”

　　2000年3月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亚信是中国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高科技公司。陡增的财富让亚信最大的个人股东田溯宁产生跟柳传志坐汽车相似的财富愧疚:“觉得好像自己的财富、各个方面是国家给你的。”他还觉得像蒙了员工:“我记得亚信那时候有一个口号,把握科技革命的机会,实现科技报国的理想。可最后都变成了上市前要明晰你的股权是多少、他的股权是多少。这个过程让我自己特别难过,我觉得好像是蒙了别人似的:你一个宏大理想,最后变成为田总、丁总(丁健)打工。”

　　田溯宁再次产生了极大的“不安全感”,在政府相关部门的召唤下,他选择离开亚信,投身网通。“到网通后这个道德负担我真没有了,反正企业是国家的,我们可以'明目张胆’把个人抱负和国家使命联系起来。”

　　但田补充:“现在我再回想这个问题,我也觉得那个时候我太幼稚了。”

　　让我们再来看下另外一种童年生活或家庭背景的企业家们。

苗连生

　　不久前在世界杯上一举成名的英利集团董事长苗连生告诉记者,他的父亲共有兄弟三个先后参军,解放后苗老先生成为铁路工人,上年纪后成为工厂的安全巡视员,做事认真负责,为了查违反作业甚至会在吊车的帐篷里蹲守一个晚上。与内向的父亲相比,母亲的性格明显外向,“1964年特穷的那会儿,她从保定扒火车到邢台,在那里拣红薯片再扒火车回来。”苗1956年出生,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很小的时候成为解放军某部司令员的司机、警务员兼秘书,先后参加了抗美援越和对越自卫反击战。

　　如果在英利待上一天,你会发现这简直像个兵营一样井井有条:早7点,苗连生站在工厂门口迎接员工,然后是集体打公司自创的防身术;午饭时间,他坐在固定位置监督着排队取餐的队伍是否队列整齐;走进高管办公室,无一例外都有行军床铺;车间里贴满了“打响三大战役”、“将胜利进行到底”的标语。还有一件事让他非常自豪:“你在英利随便看,看不到一个人油腔滑调的,都比较踏实。为什么?我会面试所有员工,从高管到保洁员。”

　　苗连生由戎而商的经历与教父级企业家任正非不无相似。任虽然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但由于生活极尽磨难,他的处事方式渐趋“狼性”。公开资料显示,任正非的父亲任摩逊1931年进入北平民大经济系就读,后与中学教员程远昭结婚,共生育二男五女,任正非是老大,1944年呱呱落地于安顺镇宁县山区。

　　如按正常轨迹,任正非很可能会在知识分子家庭中(后任摩逊成为中学校长)熏陶出温润的性格,但磨砺却接踵而至:先是全家9口人只靠父母微薄收入,只能合用一条棉被,童年的记忆里遍布拮据,到中学长身体阶段又遭遇三年自然灾害。1963年任正非考上重庆建筑工程学院,靠一条拼接起来的被单度过了五年大学生活。后文革席卷中国,任摩逊被批斗、游街、关牛棚,生活费只给十元,任正非也在回家探望的火车上被上海造反派殴打,而母亲程远昭的肺结核和耳聋日益严重。

　　有多少人能经历上述艰难屈辱而毫发无伤?如此,“狼性”也许是生存茁壮的唯一出路,奋斗,也成为任正非最为推崇的精神。华为早年,任正非办公室里传说中“五分钟一小骂、十分钟一大骂”与其解读成“暴力美学管理法”,不如看成他在通过一次次强劲的宣泄完成对青少年任正非的心理疗伤。

　　顺便指出,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的童年时代也是极为贫寒,曾经行伍的他也是靠着狂人一般的工作赤诚打下商业江山。

　　1964年出生的戴志康,老家位于离县城40公里,距长江和黄海各20公里的偏僻村庄,全家一共12口人,主要靠父母务农为生,但后来双亲得了肺结核不能下地干重活,他最早的商业经历是从10岁开始的,那时他就会收割庄稼地里的蔬菜拿到自由市场上去换钱。

　　任正非、苗连生、戴志康这样贫寒、颠沛的早年经历,是现在许多45岁以上的中国企业家或者说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它直接给这一代企业家注入的,是一种“于连”基因。万科的王石曾经对《红与黑》中于连“那种不甘于平庸,以个人之力奋斗拼搏的野心”甚为推崇、并为之共鸣。泰康陈东升也提到“于连”与自己的相似处,“只是我不是像他那样靠出卖色相跻身上流社会”,他笑曰,但正经道:“我从1977年连考三次大学,终于考上,范进中举的记忆非常深刻”,因为,“在我心中,人生命运要自己掌握,我对我的命运极其坚定,谁都不能阻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