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在“乡村诉求——政府回应”中引入新乡贤群体作为缓冲，实现了“行政嵌入”和“村庄内生”两种秩序生成逻辑的有机衔接。永川实践与国内其它新乡贤治理的重要区别，就是以“主动又克制”的姿态介入乡村秩序生成。一方面，主动推动乡贤促进会的建立、引导形成规范化运作机制，提供必要资源加以背书、宣传；另一方面，在乡贤评理的过程中持“负面清单”方式，仅保留有限的否决性权力，运作过程及具体内容充分放手，尊重自治性。

在上述学理探讨的同时，重庆市永川区乡贤评理堂实践推广中也提供了公共领域的政策性启示，即该做法的关键是处理好“四个关系”，对永川实践的推广也要把握好这些关系。

一是正确处理好党的领导与民间自治的关系。党建统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大政治优势。乡贤评理堂正是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把加强党组织的引领与充分发挥群众自治有机结合。

二是正确处理好单一评理与多元职能的关系。乡贤评理员不仅是群众有了矛盾纠纷时参与调解，当好评理员、调解员。同时，还是网格服务员、民情信息员、村务监督员和政策宣传员，是乡村治理的综合力量，传递正能量，传播好声音。

三是正确处理好依法调解与乡土人情关系。乡贤评理员本质上是人民调解的补充力量，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律素养，在遵纪守法用法的前提下，发挥人熟、地熟、事熟和德高望重的优势，做到既讲法理又讲情理，确保评理不偏不倚。

四是正确处理好继承传统与实践创新的关系。乡贤评理堂是融入了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创新探索。在推广运用这一做法时，既要传承传统乡贤文化扶正扬善、孝老爱亲、回报桑梓等文化品格，又要充分融合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等时代精神，更要善于学习运用大数据智能化手段，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活力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