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激发民主活力，让乡贤评理堂成为促进自治的有效载体。乡贤评理员从群众中来、由群众推选，是党组织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可靠力量，在乡村治理中能有效发挥进得了家门、坐得下板凳、拉得上家常、建得起感情的优势，明确符合条件的乡贤评理员成为乡村治理网格员，收集社情民意，凝聚民智民力，让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蔚然成风。位于永川南部的仙龙镇祝家坝村一直是耕种难、收割难、效益低的传统农耕区，2017年这里建起了乡贤评理堂，村民小组长蒋显明成为一名乡贤评理员，他组织村民将闲置的306亩土地集中流转发展油菜、锦橙等特色作物，建起了通组公路，整治了乡村环境，产业政策、农户收益在他的乡贤评理堂中得到落实，土地纠纷、邻里矛盾在他的乡贤评理堂中得到化解。如今祝家坝成为平安大院示范点、清洁乡村示范点、乡村旅游建设点。像蒋显明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在镇村党组织的领导下，乡贤评理堂成为答疑释惑、反映民意、汇集民智的重要载体。“大事共议、实事共商、好事共办”已经成为永川乡贤评理堂的生动写照。
第三部分：成效与反响
在近年的探索和实践中，永川乡贤评理堂建设呈现治理成效显著、社会影响强烈、公众参与积极等特点。
一是矛盾纠纷化解方面举措扎实、成效显著。截至2018年10月，全区107个乡贤评理堂共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主题宣讲活动210场、各类普法宣传活动1325次，参与群众超过12万人次；乡贤评理员牵头创建了41个平安示范大院，组建了56支守楼护院巡逻队，化解了2082件矛盾纠纷，收集了1837条社情民意，夯实了平安建设的基层基础，筑牢了和谐稳定的基层防线。
二是社会各界反响强烈、高度认可。永川区乡贤评理堂建成以来，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人民日报、中国法制日报、重庆日报、重庆法制日报、新华每日电讯、光明日报、香港经济导刊、新华网、凤凰网、华龙网等主流媒体相继对乡贤评理堂建设和乡贤评理员事迹进行采访报道。《人民日报》以《这里的新乡贤有新作为——重庆永川建107个“乡贤评理堂”，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推进乡村善治》为题，整版报道永川乡贤评理堂工作情况。永川区委书记滕宏伟在专题调研基础上撰写署名文章《把永川乡贤评理堂打造成为法治德治自治的有机统一体》，分别在《法制日报》、《重庆日报》发表。以乡贤评理员陈久述为原型拍摄的微电影《九叔评理新枫来》获得全国第三届平安中国微电影大赛最高奖和亚洲微电影节“金海棠”平安中国优秀微电影奖。同时，重庆市委、市政府领导对此高度肯定，包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鸣，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强，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邓恢林，市政府副市长李明清等。
三是社会公众积极参与、涉及面广。永川区乡贤评理堂建设过程本身，就是“自下而上”充分参与的产物。在对乡贤推举中按照群众公推公议的原则广泛发动，在乡贤评理中直接面向群众日常纠纷。乡贤评理堂既是对农村社会传统自治的延续，又是对现代社会治理理念的吸纳，不仅能够促进农村矛盾纠纷的低成本化解，还是乡风文明的加油站。乡贤评理堂围绕村容整洁、邻里和睦、婚丧嫁娶等内容，制订和修改了150余项贴近农村实际的村规民约。依托“乡贤评理堂”，各村发起成立禁赌劝导协会、红白理事会，编写“戒赌歌”，春风化雨般地温润人心营造安宁。
第四部分：探讨与评论
永川区通过打造以乡贤评理堂为核心的基层治理模式，将传统的乡贤文化进行时代化、制度化、系统化的设计，将德治和法治、自治和法治融为一体，具有相当的创新性和可复制性，既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也是构建法治乡村的有益探索，是一种可与“枫桥经验”相媲美的新型乡村治理模式。从学理探讨角度，这是一种以“乡贤登场”参与“乡村秩序生成”的治理取向。
“乡贤返场”指的是其在历史中“离场”之后，当代以创新性群体性姿态的重新回归，其至少包括“话语体系、治理结构、生活世界”中的返场。乡贤群体具备“村庄秩序的守护者”、“村庄秩序的供给者”、“村庄秩序的外在补充者”等多重身份。我国当下各地也开展各类新乡贤实践，此处要回答的问题是：永川实践与其它地区类似案例的差异何在。
学界对于认为我国部分地区“新乡贤治村”存在隐忧，认为其往往混同于“强人治村”、“能人治村”、“富人治村”，强调乡村治理者的个人能力，本质上是缺少制度性规约和权力监督的“人治”体系。在现实中也的确存在上述认识和实践的误区。但以重庆市永川区“乡贤评理堂”为观察样本，能够有效回应上述疑虑。
一是永川乡贤评理堂实现了乡贤功能发挥的“从个体化到组织化”，强化了制度性规约，克服了“人治”倾向。永川实践中以“区乡贤文化促进会”作为组织架构，按照乡贤评理堂硬件设施建设“十个一”标准，以及乡贤评理员选拔的“七个”程序等形成了制度化运作。
二是在乡贤功能发挥中“从虚名化到场地化”，强化了空间性规范，克服了“荣誉化”倾向。永川实践创造性的提出了“乡贤评理堂”作为载体，既是乡村公共空间建设的有机组成（有别于传统乡贤、乡绅的私人化或家族化空间），也是乡贤作为集体能够实体化参与治理的平台。这种借助农家院落等公共邻里空间的“乡贤评理堂”还形成了“亲合性”场域，这也是乡绅、传统乡贤、自发性乡贤与永川“新乡贤实践”的重要区别。
三是在当代中国农村的“法治社会与乡土社会二元碰撞”中，寻找到了新乡贤主体性的发挥空间，以“补充性的秩序供给”（人民调解、民间民事纠纷）作为其发展土壤，克服“无序参与、无法参与”乡村治理的传统难题。永川实践中“乡贤评理”是对现有秩序供给的补充而非替代，是部分介入而非整体包揽，其作用发挥领域通过清单的方式界定，其作用发挥方式通过相对标准化的工作流程、工作方法加以规范。这种方式形成了“法治、自治与德治”交融地带的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