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体现了集体负责制的制度优势。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位大法官访华时，曾说他非常羡慕中国的司法解释制度，当美国政客还在为法院该如何解释法律争执不休时，中国法院已经根据时代变化和人民需求，灵活制定了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并得到立法机关的备案和认可。
事实上，司法解释的法律效力被注重规则治理的世行承认，本身也是这次评估能挽回既往失分项的关键因素。我后来对这位大法官说，司法解释权只是最高人民法院的职能，在确保司法公正、统一法律适用方面，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中国法院的集体负责制特点。
集体负责制，意味着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主体是人民法院，而非法官个人。实践中，代表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是独任法官、合议庭、审判委员会等法定审判组织，裁判最终也是以人民法院名义作出，绝对不能“一个法官，一个判法”。
正是基于对集体负责制和民主集中制的深刻把握，我们的司法责任制改革才走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既在权力运行机制上保障“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又依托院庭长依法监督管理、专业（主审）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等机制适度集中，真正做到民主时充满活力、集思广益，集中时有理有据、决策有力。试想，如果没有案件的公正裁判、法律的统一适用，审判效率和信息化程度再高，也不可能铸就良好的营商环境。
第五，体现了坚持与信息化发展深度融合的制度优势。我国在互联网发展上，具有鲜明的规模优势、应用优势和产业优势。互联网技术和产业的新发展、新应用，也为司法审判工作带来新挑战、新机遇。
2013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就积极推动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探索推动审判方式、诉讼制度与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的新路径、新领域、新模式，网络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框架初步搭建，互联网法院次第开花，网络治理规则逐步完善，网络空间日渐清朗有序。
最近几年，我在向外国法官、法律专家和留学生介绍中国法院时，发现最让他们震撼的就是中国司法的信息化发达程度。中国已经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裁判文书公开网、庭审直播公开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已深度运用于司法实践，依托微信小程序搭建的“移动微法院”平台已在北京等12个省区市辖区内法院全面试点。截至2019年8月31日，移动微法院注册当事人已达27万人，注册律师5.5万人，在线开展诉讼活动达124万件。
在“办理破产”领域，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开通的“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平台”，这次就引起世行评估专家浓厚兴趣。截至2019年8月31日，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公开破产案件50187件，网上召开债权人会议272次，涉及债权人223611人次、破产债权8490亿，处置破产财产2888亿，有效促进资本、技术、资产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再配置。
一位外国学者告诉我，受司法管理体制制约，许多西方法院都是“数据孤岛”，法院与法院之间泾渭分明，更谈不上与侦查、检察部门联通，而中国法院与信息化发展程度融合之深，已经超出想象，不仅打破了不同层级、地域法院之间的“数据壁垒”，还能够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制度框架下实现与其他机关的平台联通、数据共享。
当别的国家还在为是否设立在线法院、建立在线诉讼规则争论不休时，中国已设立了3家互联网法院。截至目前，互联网法院在线庭审平均用时45分钟，案件平均审理周期约38天，比传统审理模式分别节约时间约3/5和1/2，远远低于世行认定的496天平均周期。除了完善在线诉讼规则，互联网法院还积极推进网络空间依法治理，审理了一大批具有规则意义的案件。
曾有位外国律师问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提升我国对网络空间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是否意味着互联网法院要审理更多涉外案件。我告诉他，审理涉外案件只是一个方面，我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已经走在世界前列，许多纠纷类型前所未有，里面包含的治理难题也前所未有，互联网法院审理好一起案件、确定好一个规则，就填补了一个空白，这些判例或规则翻译为英文，就能为其他国家法院审理类似案件提供参考。某种程度上讲，这就是“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的体现，也是新型司法文明的创建和传播。
为人类法治文明奉献中国智慧
总之，在社会深刻变革、全球化竞争加剧、信息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传统西方法治的所谓超脱、保守、被动,逐步显示出回应社会变革的动力不足、感受民众需求的压力不够、运用现代技术的能力不强等问题，导致诉讼程序繁冗、诉讼效率低下。而中国法院则能够在党的领导下，及时适应社会变革、回应民众需求、融合现代技术，不断凸显制度优势。
现代西方法治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而发展,其优势与工业文明相适应。当人类进入信息化时代,法治文明必将面临一场新的变革。这些年，我们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致力于探索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文明。
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可以预见，随着更多重要改革举措的推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制度优势将更加凸显，并转化为更强治理效能，为人类法治文明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