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我认为，如果美国和澳大利亚没有想明白5G只是一个先进工具。对它的安全担忧前，那么最好不要购买华为的5G和相关产品，等待全世界实验证明是否安全再购买，不用这么焦心。我个人认为，5G只是一个工具，是将来支撑人工智能存在的工具，工具本身没有安全问题。第二，工具将来的数据汇聚在核心网，核心网掌握在主权国家的运营商手里，这些运营商在主权国家地盘上经营，受主权国家法律管辖，法律有权力管理它的数据，没有什么根本的安全问题。

　　我们自认为没有安全问题，也还在这方面做努力。华为是从一个小公司发展过来的，软件没有那么科学，希望在下一步软件的科学性上做出更多努力，当然包括网络安全、GDPR隐私保护……，在全网中能够得到贯彻。

　　6、Joe McDonald：我们很关注华为技术的未来走向。您认为现在还未发展起来的最重要的新兴技术是什么？华为将在哪些技术领域进行重点投入？

　　任正非：未来的新兴技术应该是智能计算，从智能计算走向人工智能。5G只是一个支撑平台，支撑人工智能实现低时延、高带宽的一个平台，它只是一个工具，不是一个结果。

　　7、Joe McDonald：面对美国的压力，华为在如何调整自身的研发策略？假设实体清单和相应的限制长期存在，华为将不得不在部件上实现自己自足。那么，华为需要在哪些领域实现自给自足，或者不依赖美国供应商？如何实现这一点？

　　任正非：美国的实体清单不可能撤销的，因为美国不可能有一个人站出来高呼要撤销对华为的实体清单。打击华为在美国是政治正确，美国人站出来踩华为一脚是正确的，美国人帮华为一次可能会受到群体的攻击。所以，我们做好了实体清单长期存在的心理准备。

　　从短期来说，我们要补足一些以前的缺陷;从长期来讲，面对未来发展，我们还是要眼光远大，加强国际合作，坚决支持全球化下的分工合作，在人工智能、云等新技术方面取得成功。如果在新技术上不成功，我们可能会被边缘化，也会死掉的。如果美国在科技上和中国脱钩，我们可能不容易获得美国一些先进要素的支撑，我们会不会在发展中盛极而衰？这是有可能的。这就需要中国的科学家和科研机构多努力才行。

　　8、Ken Moritsugu：实体清单以及美国给予华为的压力，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华为自身战略的调整？去年,绝大多数人谈华为是谈5G部署，现在都在谈实体清单，谈华为需要进一步降低对美国供应商的依赖。您或者华为需要基于当前局势对战略进行多大程度的调整？这种调整对华为及其未来发展有何影响？

　　任正非：首先，美国实体清单并没有打击到我们的战略，反而是有帮助的。我们砍掉了一些不重要的边缘产品，把这些力量汇聚到主航道上来做主力产品。过去由于我们控制不住基层对预算的分配，做了一些小产品，现在决心砍掉。在研发组织的改革过程中，我们砍掉了46%的部门，把这些部门的优秀员工都转到主产品线去了，所以我们的主产品会做得更好，而不是更差。你们昨天在展厅看到了我们的产品，如果有机会访问其他公司，也看看他们的产品怎么样，一对比，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有信心能够领先世界。

　　这样实体清单打击华为的目的就不能实现。当实体清单出来时，希望华为死掉，结果华为不仅不死，还活得更好，这与它的目的不相吻合。反过来，对我们的朋友们影响更大，因为他们本来几亿、几十亿的向我们供货，突然美国不让他们供货，财务短期会受到很大的损失和影响，因为华尔街还是很重视股票价值。

　　我认为，实体清单对美国的损害真真实实比我们大，实体清单应该要取消掉，不应该保留。但我们也认为，取消是不大可能的，华为做好了长期不取消的准备。

　　9、Joe McDonald：您刚才提到5G，现在华为5G产品中有多少美国的技术和部件？实体清单这件事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华为5G产品、5G技术的销售？

　　任正非：从5G到核心网一系列产品，美国已经没有任何影响。

　　Joe McDonald：5G产品所有部件都是华为自己做的，还是用的非美国部件？

　　任正非：基本是华为自己做的。但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只是这个时期的一种手段，我们的目的还是在全球化合理分工中，去为人类提供先进的服务。

　　10、Joe McDonald：华为有很多外籍员工，雇佣了很多比较资深的技术人员和专家，在中国企业中不同寻常。相比全部使用中方员工，使用外方员工带来的优势有哪些？带来的困难和挑战有哪些？

　　任正非：首先，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有冲突，这种冲突刚好是优势互补，因为有了冲突才有生命力。在不同的民族环境中，激活了多样性文化，能够帮助我们的产品领导世界。美国之所以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科技最强大的国家，最大的特点是移民社会，世界上大量优秀人员都到美国去，造就了美国今天的发达。当然，我们还达不到美国这个程度，但还是引入了一些“丙种球蛋白”，可以刺激华为公司人员的思想改变。因此，这些外籍员工进入华为是有好处的。

　　我们在海外也在做本地化，中方员工外派到海外，有很多地方不习惯，有一部分工作不需要中方员工，就让当地外籍员工做，一方面成本较低，另一方面也为当地国家提供了就业机会，培养了人才。

　　Joe McDonald：国外有一些人对华为比较挑剔，说华为这个公司到底是谁控制的？谁在华为拥有决策权？我们现在看到，华为组织最上面这一层董事会、CEO都是中国人，华为有没有考虑在董事会引入外籍员工，或者任命一个外籍员工担任公司的CEO，从而进一步赢得外国的信任。如果不在您的考虑范围内，为什么不考虑？

　　任正非：首先，外籍员工必须要具备这个能力;第二，外籍员工必须在华为公司工作25年，从基层一层层升上来，才能了解整个公司的结构。有些西方公司CEO像“走马灯”一样换，换几次，这个公司就没有了。因为这个CEO不了解基层实际情况，以为喝喝红酒、谈谈哲学就能领导公司。

　　我们有些国家代表和产品线主管已经是外籍员工，大量高级专家和Fellow是外籍员工。当然也欢迎你们给我们推荐CEO、董事长人选，可以先派遣到非洲去，到科摩罗岛上去“一人一厨一狗”地锻炼，再到有些地方进行技术锻炼，完全知晓华为业务，将来也有可能上来。

　　为什么现在很多西方公司搞不好？因为西方公司董事会是到处选人，选的这个人很厉害，来了到处拿杠杆撬一撬，把产品放大了很多，卖不出去就降低价格，可能就把公司卖死了。

　　所以，我们强调领袖在内部选拔，包括3万外籍员工，也在选拔之列。

　　Joe McDonald：如果华为要去任命一个董事会成员或者CEO层级的外籍，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给华为带来麻烦吗？从政治角度来看，会改变华为的性质吗？您认为任命外籍高管对华为来说是一个阻碍吗？

　　任正非：绝对不会。我们在海外设立的一些本地董事会，大部分成员都是当地知名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