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三中院在(2018)京03民终14007号民事判决书中则详细说明，“飞行员和航空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后，与其职业相关的各种特殊档案、证照及证照关系的转移问题，关系到飞行员再就业权利的实现。”根据民航总局向北京二中院出具的民航综法函〔2016〕89号函，飞行员辞职后和入职新用人单位时，需要转移的特殊档案、证照及证照关系包括安保评价、飞行技术档案的复印件、飞行执照关系等，北京三中院认定在飞行员和航空公司在劳动合同解除后，航空公司有义务为飞行员办理或协助办理飞行档案与证照关系转移并依此作出判决。

福建高院则在（2018）闽民申1821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档案属于民航管理部门的内部行政管理关系，“特殊档案证照及证照关系移转产生争议，涉及民航管理部门的内部行政管理关系，双方当事人由此产生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

即使在法院判定航空公司应协助离职飞行员完成飞行档案转移的案例中，部分航空公司仍然不配合执行法院的判决，拒绝转移飞行档案，甚至出现了因此成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案例。

2019年2月20日，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将山东航空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具体情形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相关司法文书显示，山东航空在多起飞行员离职案件中，因拒绝履行判决确定的飞行档案资料转移手续，才被列为“老赖”。

毕俊峰表示，“拒绝转移飞行档案关系，这是飞行行业内部潜规则，法院明确判决了都不执行。很多人就因此妥协，更没有人敢站出来说话。”

▲民航西南局向民航局请示的明传电报。

两名飞行员状告民航地区管理局

各地法院对于飞行档案性质与归属的不同认定，让众多飞行员离职官司有着不同的结果。毕俊峰和刘伟两人虽然获得了离职和较好的离职赔偿条件，但因飞行档案关系转移问题，两人的再就业陷入僵局。他们自己估算，期间造成的经济损失分别大约在800万和700万元左右。

毕俊峰告诉上游新闻记者，他们目前对于成都航空拒绝转移相关的飞行技术档案感到十分无奈，“公司不执行法院的判决，用飞行档案来要挟我们，我们也没有办法。只能按照法律办，请求民航西南局依法行政。”

2018年10月，毕俊峰、刘伟找到华北地区一家通用航空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这家通用航空公司在2018年11月向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提出将毕俊峰、刘伟的执照关系进行转移的申请，但他们执照关系所在的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不同意办理转移手续。民航西南局2019年1月31日作出的信访回函中表示，“对没有经过协商而私自流动的飞行人员，各地区管理局不得办理其在新公司的注签手续，不准预予参加新公司的运行飞行。”民航西南局的这一回复，同成航【2016】185号文件中的观点一致。

毕俊峰、刘伟再次选择通过法律维护自己权益，这次的起诉对象变成了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2019年7月9日，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毕俊峰在庭审中表示，2015年当时的民航总局已经明确，民航西南局拒绝办理执照关系转移所引用的109号文件相关条款已经不再实施，并且对于民航飞行员转到通用航空公司并无禁止性规定，要求民航西南局办理相关执照关系转移。

民航西南局则当庭答辩称，引用的相关文件正确，毕俊峰、刘伟新加入的通用航空公司没有和成都航空协商一致，所以毕俊峰、刘伟提出的转移飞行执照关系的请求不应被支持。

7月9日的庭审经过简单的法庭调查，法官宣布休庭。

“状告民航西南局也是不得不为之的办法，不然成都航空一直拖着不办理转移手续，这样耗下去也不是办法。飞行员的黄金飞行年龄也就那么几年，我们只能想到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毕俊峰向上游新闻记者表示，“我们不明白的是，是什么力量在阻止我们再就业？”

民航西南局对于这次被两位离职飞行员提起行政诉讼也早有准备。2018年11月20日，民航西南局就以民航明传电报的形式，向民航局作出请示，询问对于毕俊峰、刘伟的执照关系转移，是否按照“双方协商一致才能办理”的要求进行办理，但截止目前民航局仍未回复。

上游新闻记者先后联系了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成都航空有限公司，试图就此事进行采访，但均被婉拒。

成都航空相关负责人何培文曾对媒体表示，“协商一致才能走人”就是行规，“他没给钱，想走，跟劳动合同没关系，该给公司的赔偿费用没给，行规都是这样的。我们的培训费用，安置费都是必须要给的。”

何培文还表示，如今飞行员的流动就好比足球运动员的转会一样，挂牌销售，属于市场行为，“这个道理很简单，比如说你种棵小苗是两块钱，现在长成参天大树了，你把你自己卖了，怎么可能呢？你要想钻这个空子，行业是不会支持的。”

毕俊峰、刘伟离职近6年里，一直处于不能再就业、零收入状态。面对上游新闻记者是否后悔辞职选择的问题时，毕俊峰、刘伟的回答出奇一致，“不后悔。”

毕俊峰说，“辞职这条路不能说不值，因为走的是对的，相信法律会有一个公正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