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之前想过跟理事会沟通，后来放弃了是为什么？

丽丽：隔得那么远我不可能去看着理事会是怎么做的，而我要保证举报效果的话，可能就要面对雷闯，这个并不好。我的举报信没有提供非常确凿的信息，我是在用我的形容来证明事情的真伪，加上个人的信用，加上公益圈的，会更容易受到重视。如果我把此事捅向内部，对我来说是有利的，但是没法促进行业的思考。

记者：这样对你会有更有压力吗？

丽丽：对于我本人而言目前还没有太多困扰。最大的担心是怕我以后的生活会有影响，怕我以后被大家提起来都是“被雷闯性侵的那个人”。我希望大家记住，被性侵不是我的全部。我希望大家提起来会说，我是那个让雷闯得到惩罚的人，是因为我是一个勇敢的人，抗争的人。

记者：你觉得这一事件还反映出哪些问题？

丽丽：我是雷闯的志愿者，不代表我和他没有牵连关系。他是我信任的人，他的年龄经验道德光环，都会让我更信任他，这些都构成权力关系的一部分。我受他指导，在这个徒步的过程中，我受他安排，这些都构成了权力关系。

与此同时，反性骚扰体制机制没有完全建立，我希望我们外围能有这样一个机制，比如说有一个专门独立的委员会，可以去找他们举报，这个行业内部如何自律，机构也可以给出建议，不要像我一样通过朋友圈去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