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冠廷告诉记者，在任职《国光帮帮忙》期间，节目的制作费用不仅没涨，还曾一度下调。而在陈致远担任制作人时，节目制作费仅经历了一次微调，之后再未动过。

制作费用的缺口，成了悬在台湾综艺人头上的一把利剑。在陈致远的工作中，这份恐慌时时刻刻困扰着他，“会有绑手绑脚的感觉，因为这么低的制作费，很难再增添什么新花样。”

孙乐欣以《小燕之夜》为例，作为一档访谈类节目，邀请到大牌明星受访自然是生存之本，然而由于缺钱，这档每周五期的节目平均一个月才能让观众见一次大牌，“你唯一可以做的是用其他成本来分摊，比如请了某个大牌，花了很多钱，你在下一期就想办法请一些价位没有那么高的明星来平衡预算。”

然而，台湾艺人通告费真的很贵吗？据记者了解，台湾本土艺人通告费其实并不高，如赵正平、沈玉琳等能为节目带来好效果的通告艺人通常是1-1.5万新台币（2000-3000人民币），而宣传期的艺人无论名气大小均为1350元（约280元人民币），即便团体成员为多人也只是这一份钱。而真正的大明星就不同了，据悉，如邀请金城武，需花费新台币30万（约6万元人民币），这一“高价”令一直想要邀请他参加《康熙》的B2望而却步。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台湾综艺节目曾影响了大批内地观众，但如今轮到内地节目在台湾本土逆袭。记者去年在金马奖采访期间，曾在许多餐馆里看到正在播放的《好声音》录播带，反复循环。2013年，《好声音》正式被台湾中天电视台购买播出，第二季因为有哈林和张惠妹，掀起收视狂潮，首播夜以0.88的好成绩打败同时段的《康熙》（0.77），收视排在第一位。而随后的《我是歌手》、《爸爸去哪儿》也有着不错的收视率。

这三档内地节目在台湾的火爆，引发了台湾人的思考，虽然大家还认不全《我是歌手》第一季里的内地歌手，但是总决赛里有杨宗纬，而林志炫又夺亚军，引发的话题讨论已经上升到两岸政治性高度。

在孙乐欣看来，钱的问题令台湾本土综艺逐渐失去光彩，“最大的阻碍就是在现有的预算里面你还能做出什么样子的节目。举个例子说，内地的制作单位也好，电视台也好，他们如果觉得国外的形态很好，就可以跟国外买版权。但台湾如果想要买，对不起，没有钱！没有办法买版权，你就没有办法跟世界接轨，所以我们永远只能在现有的状态下面不停的做做做，没有什么成长，只是原地踏步而已，可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原地踏步就等于是倒退。”

对于内地综艺的兴起，他们也并非不眼馋，“你得给我钱我才有办法去学习嘛，没有钱我也没有办法学习的，我看到那个场面我就知道我是没法学习的，因为那需要很多资金的嘛。”陈致远满腔抱负，面对缺钱，只能化作一肚子怨气。

台湾综艺节目到底有没有没落？台湾观众的态度最具说服力。腾讯娱乐记者此次随机采访了十余位台湾观众，他们年龄从19岁到46岁不等，其中即有台湾本土人士，也有在台湾就读的内地学生。尽管样本不同，但得到答案却基本一致，大多数观众已经选择在网站上收看日韩欧美，甚至是内地节目了。市场的饱和，让台湾综艺节目很难再引领风骚。

90年代初期，台湾全岛仅有台视、中视与华视三家电视台，由于彼时台湾正经历经济腾飞，岛民购买力大增，电视台广告收益颇丰。而随着93年台湾当局通过《有线广播电视法》允许民营力量进入有线电视系统，大量电视台犹如雨后春笋，时至今日，全岛共有电视台百余家，台湾观众每月仅需缴纳600台币即可收看所有频道。

电视台的增多，无疑瓜分广告收益。陈冠廷透露，在最初电视台行情好的时候，制作人是有权利去外面谈时段广告的，广告收益可以跟电视台分红，到后期电视台的收入萎缩，便收回了这一权益，制作方只能拿制作费，广告部分都回收到台里面。

孙乐欣说：“我相信99%的工作人员都抱怨市场太小，这本身不是制作方可以改变的状况，电视台一多，就会出现劣弊驱逐良优的状态，就是谁的价低谁就可以拿到，因为我要省成本，一定是这样的。”

据调查，台湾本土的观众已经没有再主动追看《康熙》、《国光》等综艺节目的习惯了，反倒是部分内地学生还会定期更新。但是随着节目内容的重复性太高，话题越做越无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转回头观看内地的《快乐大本营》、《天天向上》等节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