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国家利益至上。当国家经济的稳定受到威胁时，政府可以将大型金融企业或系统性市场行为体国有化，而且可以走紧急程序，通过注入适量资本使流动资金固定。近期的安邦保险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安邦保险迅速被国家接管，董事长当场被捕。
在美国，国会、白宫以及财政部得与大量律师和游说人士进行长达数月的法律战才能取得类似成果，在这个过程中损失至关重要的时间。我们还可以想想2008年金融危机、索林佐公司的破产或者对美国汽车工业的紧急财政援助和国会与政府行政部门采取行动所花费的时间。
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称，“规模太大因此不能倒闭，相互关联性太强因此不能倒闭，相关性太大因此不能倒闭”，银行或大型系统性企业的成功“可能不是基于‘其商业模式的’相对有效性”，而是基于它们的相对规模、联系以及为了自身利益而扭曲市场机制的能力。一般情况下，政府干预对于规范市场体系至关重要，危机期间更是如此。
在西方，强大的金融游说团体已经形成一种监管机制，他们需要承担非常大的公共风险。然而，中国政府对大型金融企业的利益一直漠不关心。中国政府实行资本控制，把金融资本引向长期投资。这是2008年华尔街和伦敦市场崩盘时中国金融体系依然表现强劲的关键原因之一。
同样，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期间，事实证明，中国的经济措施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开放资本账户和严格紧缩政策的教条主义支持更为先进。
诚然，经济政策是一门利用适当的经济管理杠杆来管理权衡得失的艺术。虽然集中控制信息和非常情况下的国有化是有益的，但如果过度使用，则会加剧道德风险，不利于价格信号机制的长期效率，甚至可能会阻碍长期经济增长。
正如爱丁堡大学全球银行监管与金融系讲座教授艾米利奥斯·阿夫古拉斯与一位作者讨论时所称，中国经济例外论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当国家经济稳定受到威胁时，可以强制使用极端工具。然而，一旦过度使用，这些工具可能会失去效力，导致经济进一步失衡。
结果是，在市场与信息普遍不对称的情况下，强制但慎重的政府干预通常可以提高效率和公平性。当政府战略性地采用信息管理与非常情况下的国有化，仅仅将其作为最后手段时，可能会给经济活动带来积极影响。但在采取这种手段时，问责制至关重要，以防道德风险大肆蔓延，否则规模太大因此不能倒闭的国有企业将从事风险更大、生产力更低的活动。
无现金化革命：国家税收的福音
中国是无现金交易的全球引领者，其技术金融规模比美国高出10倍。例如，阿里巴巴的蚂蚁金融公司就“控制着世界上最大的货币市场基金，其2017年处理的付款笔数比万事达还多，并且仅去年一年就通过在线支付平台完成超过8万亿美元的交易。”无现金交易形式为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提供海量数据，这使得他们为超过8亿用户创建完整的信用评级档案。
随着金融资本配置存在的两个特有问题（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在信用建档过程中被最小化，这极大地提高了私人资本的配置效率。
当然，这并不能解决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问题，但可以减轻国家政府的预算压力，因为无现金交易让征税变得更加简单。此外，一旦中国转向无现金经济，灰色经济就会立即纳入国家统计之中，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会下降。
中国向无现金经济过渡还会引起未来的现金流效应（因为未来的税收收入将继续增长）、提升人民对中央政府扩张财政能力的信任，并在防止国债超调的情况下缓解无力偿债的机构的压力。
因此，北京正在开展的去杠杆化努力可以通过逐步增加财政收入来实现，这样可以在不限制短期财政扩张的情况下，平稳且可持续地减少债务。随着地方政府的收入因土地销售限制出现下降（从而亟需其他收入来源），这一点变得尤为重要。
根据北京大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的预测，中美贸易战期间，紧急财政扩张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有利影响。佩蒂斯正确地断言，贸易战不会大幅减缓中国经济，因为中央政府将提供财政刺激来弥补（对美国）出口额的下降。佩蒂斯还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完全终止去杠杆化进程，这一过程就会放缓，并且国债与GDP的比率也会增加，从而破坏中国的长期增长。
然而，我们假设的情况是：随着中国向无现金经济过渡，总税收将会增加。因此，紧急财政扩张不会显著加重国家债务。
中国人民银行煞费苦心地地评估了无现金化对国家货币政策及国民产值的影响。宏观经济建模以及所谓的宏观经济DSGE建模不仅复杂，还经常出错。
然而，向无现金过渡是一项战略决策，中国可以通过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就能轻松实施这一决策，因为中国已经拥有战术技术平台——无现金生态系统。例如，如果政府对自动取款机交易征收从价税，那么这会刺激人们加大无现金平台的使用力度。这会提高增值税的征收效率并登记到国民账户中，从而增加税收。此外，交易数据分析让所得税估算更加简单，还可以限制逃税。
正如经济和工业研究基金会的报告所证明的那样，即使是像希腊这样负债累累的国家，自2015年7月以来，其向非现金化方向的部分过渡为国家创造了奇迹，增加了财政收入。
中国经济稳定将取决于中国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