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对，可以是这样的。但是我想这是属于个人的问题，我并不把个人的问题与事业完全等同，当我处理个人问题的时候，他可能是有一些限制的，但是由于我坚信我内心的信念，把它当作一个事业来做，我自己这样一个思想的事业是完全不需要条件的，我年轻的时候，我想到了我就应该去做。我做事的原则就是，第一，认为这个事情大概的方向是正确的，那么好，我可以把它纳入我的信仰，纳入我的信念当中，做为我信仰当中的一部分，甚至全部。第二步我就要不断地尝试去做，这是一个基本的愿则。我想，这也是每一个人实现自己的理想价值所必须的这样一种实干精神。

白岩松：没错。那你的父母现在在沈阳，在最近一段离开大学校园，离开研究生学习之后的一段时间，是否在夜深人静或者平常的时候，感受到父母在沈阳投向你的目光。

逄：啊，这个说起来肯定是非常多的，他们经常打电话，我念书的时候好点，因为放假我可以回家。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我在外面这种生活在他们看来是不稳定。你做为一个知识分子，年轻人，你毕业了没有固定的工作，你不在一个地方老老实实的做事，在我的父母这一辈看来，他们心里基本上是很难理解的，而且他担心我的各种各样的生活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不敢给家里打电话，因为如果我一打电话我妈妈她就要问，"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做事"，"你现在怎么样"，"你身体怎么样"。她要这么问，我就要这么讲，而这么讲呢，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不能使她真正的放心满意，反而使她有更多的挂念，经常想我。这个就是引起我心里极大的不安。所以现在这段时间，我尽理避免给家里打电话，我说你有什么话，你就打在传呼上，我是汉显的，我看到就行了，我就说我回话也不方便。那只有过节的时候，像我母亲过生日，就是前几天，我才打电话，表示一下子女在外面的，作为儿子的这样一个应有的这种关心，对父母的这种思念吧。

白岩松：其实在前半段我特意安排的是一个并不轻松的话题，而是先把"飘"的可能是一些很困难的地方先跟你沟通，那么你听完他们俩个面对孩子，面对亲人的这样一种说法的时候，你怎么理解"飘"这个词。听从A：我觉得"飘"这个词儿，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觉得"飘"这个词首先来讲，当然两位嘉宾可以是主动的追求的，但我想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是被动的。为什么，前一段时间我看了一个报道，大概也是一个笑话吧，就是说有一个人大的哲学系的毕业生，他毕业了找不着工作，就去动物园扮老虎，每天被装到动物园的笼子里，让逗人玩，最后到第三天的时候，他看到一个比他更象的老虎，他以为是真的，他就非常害怕，然后那只老虎走过去，跟他说，你不用害怕，我是北大哲学系的。

白岩松：逄飞是北大哲学系的。

听众A：然而很不幸的我是人大哲学系的。当然也未必是说，读这些系就一定会有这样悲惨的命运，但是我想毕竟读了北大这些系和读了人大这些系一定不是为了去装老虎，所以我想他们这种"飘"完全是出于一种被动。白岩松：有没有其它同学有另外的一种看法。

听众B：我是北京工业大学毕业的，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了，对于今天的话题，我突然想起我毕业之前，大家在饭桌上唱的歌："人在江湖飘，谁人不挨刀"，我觉得现在像樊哥他们这种人，就属于刀刀见血，但是流而不死，最后走向成功，而大多数人都是属于刀刀见血，然后恨不得挨一刀就趴地上的人。

白岩松：你现在是飘着呢，还是稳着呢。

听众B：我现在属于，应该属于稳着吧。

白岩松：稳着的主要原因，心中有没有飘的梦想？

听众B：毕业的时候曾经有过，而且我现在毕业是半年，这个感觉只能说慢慢慢慢在淡化，但是没准儿会再激发起来，因为我现在有好多同学自己在办公司，而且在半年当中很有起色。

白岩松：话题回到那个樊京辉跟那个逄飞这儿，也许刚才我们谈到的是一个比较沉重的面对亲情或者怎么样，这是飘的一个代价，那么接下来我觉得但凡涉及到选择了一种漂泊的生活方式的时候，理想是不是都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京辉先谈。

樊：理想也好，梦想也好，我觉得对于我这种状态，对我选择的这种状态，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

白岩松：那么接下来当然很多的听众朋友就非常观注你的理想是什么，或者说你的梦是什么，你做的这个梦，希望它用多长的时间能走到你的面前。

樊：我的梦想是有朝一日我的创意作品能够代表中国去法国戛纳参加戛纳广告节的评选，有幸代表中国获得全场大奖。

白岩松：你希望用多长时间完成这一梦想。

樊：我不知道。

白岩松：那逄飞，在短暂的一段时间里头，支持你选择飘的梦想是什么？逄：每个人实际上都应该是自觉的，自觉到你有这样一种权力，去过一种完全和彻底的生活，那么所谓完全和彻底是什么意味呢。第一，你忠实于你自己做为一个年青的文化人，所应付的这种时代的职责与使命；第二，就是说你与现实找到哪些切入点，能够把这样一件事情连系到众人的命运的事情，与你自己的命运紧密的结合到一处。

白岩松：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梦想，那么当比如说，在你选择漂流的过程中，每当受伤的时候，这个理想是否可以足以安慰你和支持你断续向前燃烧着走。

逄：这个就会出现许多具体的问题，我做过许多短暂的工作，包括去企业讲企业文化，靠这个来挣钱，一个小时200块钱，遇到过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么我的文化使命感是在这样一个不断受到社会各方方面面的这种刺激或者挫折的时候，它是在我内心里慢慢明朗起来，因为当我受到的刺激越多，我就会范围越来越广，内容越来越有深度性的这样去思考我周围人的生存状态。因为我并不只是在思考我自己，我要思考我周围能接触到的所有人的生存状态，就是他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他有他的苦忠，那么机制的问题在那里面呢，难道就没有个人的问题吗？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刺激我会思考，所有的分散的思考就象许多不同方向的小溪，他们汇聚到一点，都使我集中到文化的思考上来，我觉得这是个根本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