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等媒体认为，香港各级法院大量聘用外籍法官，而这些人存在“政治效忠问题”。他们对2014年非法“占中”以及此次“反修例”风波中的判决影响显著，如8月30日负责审理黄之锋等人案件的是东区裁判法院的法官钱礼(Bina Chainrai)。钱礼1957年出生于印度，20多岁时在香港大学学习法律。作为法官，她的判决公正性近年来一直遭到香港舆论的质疑。非法“占中”期间，时任警司朱经纬到旺角执勤维持秩序，期间被指打伤市民。2018年1月，已经退休的朱经纬被判有罪并获刑3个月，此案的法官正是钱礼。朱经纬提堂时，曾有大批香港市民到法院为其申冤，声称判决不公，要求撤走外籍法官。香港警察队员佐级协会也发表声明称，判决“严重打击前线人员士气”，令人“极度失望”。

　　同样是有关非法“占中”的案件，钱礼对暴徒反而显得十分宽容。2015年，钱礼在戴志诚等四人暴力冲击立法会案中，仅判处“社会服务令”，并拒绝赔偿损失的要求。直到律政司不满刑罚过轻要求钱礼复核判刑，上述四人才被判入狱。

　　“如此法官，港乱难止。”《大公报》8月31日以此为题刊文称，钱礼“法外施仁”，准许黄之锋在保释期间离港，这“不能不令人哗然和感到震惊”。有媒体还提到，2015年7月14日，香港“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与学联秘书长罗冠聪，就一年前在中联办外焚烧《“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一事，在律师陪同下到西区警署接受预约拘捕。钱礼质疑为何案发后一年才拘捕上诉，“提醒”辩方可以以过分拖延及造成不公等理由申请搁置聆讯。最终，黄之锋等人得以逍遥法外。

　　香港外籍法官影响力还有多大

　　钱礼这样有国外背景的法官在香港司法系统影响力到底有多大，是很多人关心的一个话题。根据《基本法》规定，终审法院和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必须是中国公民，其他法官和司法人员则可根据需要，从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聘用。由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司法独立，终审法院是香港最高级别的审判机构。所有上诉到终审法院的案件，必须由5名法官出席审判，即首席大法官(或受其委托的法官)、3名常任法官和一名非常任法官。根据香港终审法院官方网站公布的信息，目前的首席大法官是马道立，3位常任法官中有一位外籍法官，近20位非常任法官中仅有陈兆恺与邓国祯两位中国法官。有香港法律界人士表示，外籍法官在终审法院占据大量席位已成惯例。

　　随着香港司法本地化的发展，香港区域法院、裁判法院中的中国法官已经是大多数，但外籍法官对香港司法系统的影响力依然不小。一位香港法律界人士评论称，在一般案件上，外籍法官表现比较专业，但在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上，立场问题很可能影响他们对案件的判断。田飞龙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培养更多的本地法律人才替换外籍法官是香港司法本地化的核心，只有这样，才能够在涉及国家利益和公共秩序的案件中，做到真正的公正判决。

　　在香港司法体系中，作为“检方”出现的律政司同样对案件审判起着关键作用。香港著名大律师黄英豪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根据香港的法律程序，类似最近针对示威者发起的刑事诉讼一般由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负责检控。在对嫌犯提堂的过程中，法庭首先会讨论是否允许辩方保释，其中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就是律政司的意见。如果律政司认为辩方可以保释，法庭在大部分情况下也不会做出与之相左的决定。有香港警界资深人士表示，不同人对律政司的看法不同，警方认为他们的检控要求太高，有维护暴徒之嫌;而“泛民主派”则认为律政司提出检控太容易。

　　“在目前我看到的大部分相关个案里，律政司都表示不反对保释。”黄英豪说，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原因——香港律政司除了最高的长官由港府任命，其他工作人员来源相当庞杂，有一部分为合约制，有的则是从其他系统抽调而来，其中不乏持英国护照或英国永久居留权的人，所以一些人对暴徒持纵容、同情的态度，而这会直接影响到他们检控时的尺度。黄英豪还表示，“我希望香港律政司可以从维护社会稳定大局的角度出发，从严检控，对于暴徒，比如损毁国徽、侮辱国旗的人，不能同意他们保释。”

　　在香港警界人士看来，本来法律应服务于人民，而不是服务于特定团体或个人。但现在，一部分香港法律工作者的职业操守出现问题，他们并非出于维护香港人民利益的角度履行职责。香港回归后，大部分法律工作者来自香港大学法律系或英国的法学院，他们的观点受西方影响很大。像非法“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就是香港大学法律系的老师，这样的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