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后，李嘉诚依然保持了早年的那种“饥饿”感。1999年，在完成“卖橙”(欧洲Orange电信公司)这一“世纪交易”的记者会后，他拿起一块饼干以充腹饥并奖励自己。就在前一天夜里，临睡前他特意将手机放在枕边，并将铃声调到最大，惟恐在睡梦中错失交易落实的喜讯。虽已富可敌国，却还这么“搏命”，有谁能读懂这位华人首富的内心？

　　“如果看着比尔·盖茨的财富和你自己的距离那么大，那么你永远不会快乐。”说这话的人是李嘉诚，“我知足，但不表示没有上进心。”在他70岁大寿那天，有宾客问他：“你平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李小声说：“开一间小饭店，忙碌一整天，到晚上打烊后与老婆躲在被窝里数钱。”宾客大笑，李亦大笑。

　　就像一个“正午的小孩”，比尔·盖茨似乎从未背负人类的精神包袱，“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变得富有，这根本不是我的梦想，时刻激励着我向上的是一种创造与众不同的愿望。”“也许，人生就是一场正在熊熊燃烧的火灾，一个人所能做也必须去做的就是竭尽全力从这场火灾中抢救出一点什么。”

　　事实上，我们同样可以在中国的IT精英身上发现这种自由精神。丁磊就曾表示，“‘网络首富’的称号，那只是创业过程中的副产品，包括其它名利等等。”“网易如果不成功，自己完全可以去搞唱片制作。”在陈天桥看来，“‘爸爸’这个头衔，就比‘首富’重要得多。”张朝阳不仅追求Hip-Hop青春形象，甚至还要“把20岁再重新过一遍”，自由意味着工作与生活的合二为一，“我去酒吧蹦迪和我做商业决策之间是有关联的”……

　　纪伯伦有诗云，“生活的确是黑暗的，除非有了渴望；所有渴望都是盲目的，除非有了知识；一切知识都是徒然的，除非有了工作；所有工作都是空虚的，除非有了爱；当你们带着爱工作时，你们就与自己、与他人、与上帝合为一体。”然而，对于大多数疲于奔命、“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中国商人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一种饥饿感驱使下的幸存者哲学代替了对于商业意义的真正思考。今天的中国，既没有共同的情感，甚至也没有共同的时尚。就像托马斯·卡莱尔所说的，金钱是这个社会唯一的连接点。在创造了一个日益丰沛的物质世界之后，我们却未能创造相应的精神世界。类似的贫困同样体现在素有“经济动物”之称的日本人身上。管理专家汪中求在日本考察时就听到一位日本朋友说：“日本人不做梦，哪有时间做梦！”如果说在“美国梦”的语境中，人生被定义成“为了梦想和兴趣而展开的表演”，那么，从未有一个“日本梦”像 “美国梦”那样具有灵魂性的感召力。

　　“假定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没有大规模的人口增长，那么‘经济问题’将可能在100年内获得解决，或者至少是可望获得解决。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展望未来，经济问题并不是‘人类的永恒问题’。……因此显而易见的是，我们是凭我们的天性—包括我们所有的冲动和最深层的本能—都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而进化发展起来的。如果经济问题得以解决，那么人们就将失去他们传统的生存目的……”(《预言与劝说》)凯恩斯的忧虑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来说也许仍显超前，但总有一天它将成为人们绕不过去的问题。

　　“每一代人都需要新的革命”

　　台湾作家龙应台早年留学美国，看到美国的年轻人昂首阔步、轻轻松松地面对每天升起的太阳，不胜感慨：“这样没有历史负担的人类，我不曾见过，我，还有我这一代人，心灵里的沉重与激越，是否有一个来处。”今天，30年“改革下的蛋”已经孵化，“中国的青春痘”们正在出场。在他们的脸上，你看不到历史的沧桑、悲情与重负。作为这个古老国度的异质性“增量”，假以时日，在引领21世纪中国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新生活风尚的同时，他们可能在根本上重塑这个国家的性格，创造一个名副其实的“新新中国”！

　　有人不无形象地将今天的中国社会比作一台电视节目：1960年代以前生人做总制片和审片人，1960年代生人做编导，1970年代生人做主持人，1980年代生人做嘉宾，而观众席上坐着的是没有及时“出人头地”的各个年代生人。“80后”们的崛起，颇似《大未来》作者托夫勒所告诫的：“有些趋势汹涌而来，在你还没看清楚之前，就已让你灭顶。 ”这是深具“DIY精神”的“我一代”：他们信奉 “我的地盘我做主”、“做最好的自己”、“大狗小狗都要叫”，他们相信“每一代人都需要新的革命”(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语)，发誓要让“前浪死在沙滩上”，他们熟稔“成名要趁早”，试图“打破一切常规”、“重估一切价值”，希望“2年内取得20年的经验”，并略带“不屑”地回应那些自称“ 我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认为他们“还太嫩”的人：不少号称拥有20年经验的人，其实不过是一年经验的20年简单重复。他们相信“一切皆有可能”，这个正进入“后喻”时代的世界归根结底是他们的，历史将按他们的方式改写，光荣自然 “属于我们八十年代(出生)的新一辈”。

　　与王石们的社会大学、张朝阳们的“常春藤”相比，在他们眼里没有比互联网更好的大学—足不出户，即“读天下书、行万里路”。与前辈们动辄十万百万的“第一桶金”相比，他们几乎是零成本创业：一台电脑、一根网线、一个脑袋，就是全部。他们不知“红帽子企业”为何物，亦无需再像前辈那样“忍耐了很多很多常人无法忍耐的东西，隐藏过按常例不应隐藏的黑暗，为他人背过的黑锅也历历可数”，同时也面临更纯粹、更严酷的市场考验。与所谓“不落空”阶层相比，他们没赶上下海热、房地产热、股票热、MBO热、新经济热，一位自认是“最吃亏的一代”的80后创业者抱怨道：“他们指责80代想一夜成名，但是除了‘一夜成名’还有什么其他机会？”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他们不热衷于宏大叙事，对自己“处于何种历史地位”这样的问题毫不敏感，他们也不复有“产业报国”的宏愿，甚至也没有“留下一串对后人富有建设意义的脚印”(王石语)式的使命感。他们试图“ 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与前辈“怪杰”们相比，这些中国版的“极客”们似乎更倾心于美国领导学泰斗沃伦 ·本尼斯所描述的那种生活，“创业就像远足、泛舟、骑登山脚踏车及滑雪一样，成为年轻人的消遣，让他们相信自己无所不能，并了解到自己生活在无前例可循的世界。”他们试图证明：商业原来是可以更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