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也和我们一起乘凉。有时候他教我们背诗，有时候他会让我们和他对字。比如爸爸说“红”，我们就抢着说“绿”；如果他说“白天”，我们就会说“黑夜”。以后，字数就会变成三个、四个……。或者爸爸会让我们猜谜语：“麻房子，红帐子，里面住着白胖子。”李妈也有好多好玩儿的谜语。比如她说：“铜勺儿，铁把儿，猜不着，打你嘴瓣儿”（糖梨）“打南边来了一群鹅，噼哩啪啦就下河。”（煮饺子）“两只鸭子向南飞，一只瘦来一只肥，一年来一趟，一月来三回。”（ “八”字，还需是用毛笔写出来的楷书。一年一次八月，一月三个带八的日期。）妈妈笑着和李妈打趣说：“您的谜语太多了，把肚子都给撑大了。”李妈倒也不介意，她24岁时长了子宫瘤，1946年（34岁）到我家，1953年我父亲请林巧稚大夫为她取出来时竟有十几斤重。
过 年
过年的时候，大东院从南到北扯上一根铁丝，横着挂满一只只红灯笼。母亲和陈伯母让门房老赵去买蜡烛和火柴（老北京那会儿叫“取灯儿”）。天黑后，灯笼全点着了，大东院被照得通红，孩子们欢呼雀跃。各家门前的太平花、小鞭炮此起彼伏，闪着光亮、带着响声、散发着爆竹火药的气味。大大小小的孩子们穿梭般地提着点亮了的灯笼，从这家跑到那家。提灯笼的队伍越来越长，不断有新加入的伙伴，我们一个跟着一个跑，像一条闪光的游龙。
大人们也有他们的游戏。过年时我家的餐桌就会铺上一方雪白的台布，放上新扑克牌和花花绿绿的圆形筹码，四张椅子分别放在方桌旁边。伯伯们要打桥牌了，所以那时我们就知道了打“bridge”这个词儿。妈妈和李妈会送过去一些自制的小点心，譬如酥脆的甜麻花和咸排叉，还有咖啡或者江米酒卧鸡蛋。不过年的时候，大人们有了空闲也会凑到一起打桥牌，他们总是在说笑话，斗嘴。每个人都争取战胜对方，并且要赢得漂亮。输了的一方也不生气，想方设法下回再翻回来。真是一些会玩的大人，父亲说这是换换脑筋，好好休息一下。过后他们会全力以赴、日以继夜地在书斋里工作。
事不过三
在我的印象中，院里的人家都喜欢在自家门前种点什么。有花木，也有蔬果，丝瓜是最常见的。一进宿舍大门，靠右手边1号，是陈占元伯伯家。他家门口的篱笆上开满了猩红的茑萝花。五角星似的花冠下是一个粉红色的花筒，就像精致的小喇叭。那天上午，灿若繁星的小红花衬着翠绿的叶子，晶莹的露珠在花间闪烁。清风吹拂，那花儿叶儿都在向我们点头，惹得我手痒心动，上去就摘。小弟也跟着抓了几朵。我们忘乎所以地高举着这些花儿回到了家。
母亲看见我们，问明了花的来路，不动声色地取来一个胖口瓶，装好半瓶水，让我们把花放进水里。那些小小的红喇叭半张着口，躺在水面上，懒洋洋地喝着水，都有点蔫了。母亲把这个瓶子端到一张高桌子上后，就开始教训我们了。“去把小板凳端过来！”我俩跑进餐厅，在小方桌下掏出自己的小板凳，小弟的是蓝颜色，我的那个是红的。这个小板凳是用来坐在小方桌前吃饭用的。母亲的声音很严厉，我们的心里在打鼓。小板凳放在了母亲跟前，李妈也为我们求过情了，但这更激恼了母亲，看来这顿打是躲不过去了。“你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私自摘花，别人家的东西能偷偷往家拿吗？我早就警告过，事不过三，你们就偏偏敢把我的话忘得一干二净！”每人挨了三板凳，热辣辣的屁股在发烧，我的眼泪忍不住地往下流，小弟在哇哇大哭。这还不算完，母亲命我俩面壁思过。她从椅子上拿下两个垫子，递给我们一人一个，叫我们在东西墙下各放一个，然后两人背对背，一东一西朝墙跪着。我先照母亲的吩咐想了一回自己的过错，自己告诉自己以后绝不能重犯。想过之后就开始端详墙壁上的花纹裂缝了：这个像云头，这个什么也不像……。跪了一会儿，屁股还有点发热，腿也麻了。总望着墙也没有什么意思，就偷偷回过头来望小弟。谁知他早就回过头来等着逗我呢。一看见我的脸，立刻扮出一副滑稽相，把我逗得嗤嗤笑起来，他则索性仰脖哈哈大笑，也不知他有没有“思过”。母亲正在北墙边坐着织毛衣，一边瞄着我们。见此情状，严肃地问道“记住了为什么挨打吗？”我们止住笑，低下头，轻声说：“记住了。”“晓得为什么事罚跪吗？”“晓得了。”“都起来！把垫子拿过来，然后去洗脸。”
这次的教训让我记了一辈子。妈妈平日里都是温柔可亲的，只有我们再三犯规时才这样严厉。这叫事不过三。
“背背陈”的生日聚会和陈光光额上的青印
我出生在美妙的五月。在我五岁生日那天，妈妈和李妈烤了一个大圆蛋糕。我和小弟非常高兴，我们请来了院里的小伙伴。一起唱歌、做游戏、表演各种节目，过了一个快乐的下午。我的小客人很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三个男孩，他们是沈从文伯伯的两位公子，芮沐伯伯的一位公子。沈龙朱、沈虎雏兄弟二人仿佛是高小生或者已经上了初中。他们肩并肩地坐在一起，腼腆地笑着，很有大哥哥的风度。芮太初与我同岁，那天整洁得像个绅士，郑重地双手捧上一对天蓝色的发卡，蝴蝶形状，非常漂亮。我向他深鞠一躬，双手接过这生平第一份生日礼物。
芮太初从美国回来不久，我们都叫他大卫。他和小弟陈光光是院里有名的淘气大王。整天在一起不是舞杆弄棒，便是对打开仗，隔着花坛扔煤渣儿。就在我们搬出32号院前，大卫向小弟扔煤渣时，一粒煤渣飞进了小弟的前额皮下。那煤渣三角形，有三粒小米那样大吧。因为小弟皮肤白，所以那位置便呈现出淡青色，像玉一样。五十多年过去了，那青玉般的印记，从来也没有红肿发炎，从来没有让小弟感到疼痛。这块青印便是儿时交情的见证。现在，你们谁要见着陈重华（陈光光上学时就改名了），问问他，他一定会开怀大笑，详细地把经过讲给你听。
闪光的舞台
宿舍院里的大男孩们，一般不和我们玩，我们太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