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后，有几个同学偷偷告诉我，朱永嘉是发了慈悲的，本来要开全校批斗会。后来查下来，我出身贫农，家里母子三人都是共产党员，以前又没犯过错误，加上认识态度比较好，才缩小了会议规模。知悉内情的人更是直言不讳地对我说：“要是你到国棉二十一厂写中篇小说，就根本不会有搞你这件事。”后来，中文系总支和创作专业的老师几次向我吐露：“搞你的是朱永嘉，不是我们。”
我的“罪状”
这次批判大会之后，中文系取得了联系实际“批林批孔”的伟大胜利。我则被丟在一边，责令认真修改检查书。检查书已经改了多遍，但总是不深刻，总不能令他们满意。什么文章最难写？恐怕是检查书了。与检查书比起来，论文、小说、诗歌简直小菜一碟。
我独个儿坐在宿舍里，对着书桌上的一堆报告纸发呆。下意识地看看手中的圆珠笔，竹制的笔杆被手指磨得油光锃亮。报告纸上的每一页都涂改得面目全非，自己辨认也觉吃力。我究竟犯了什么天条，罹此大祸？为保持历史真相，下面抄录我在1976年11月给驻上海中央工作组的申诉信：
一、所谓攻击“文化大革命”。我曾在宿舍里和同学议论：“‘文化大革命’已经七八年了，有些地方还在武斗，看来政局不稳。”又说：“现在的批判文章是千篇一律。”
二、所谓攻击、贬低“样板戏”。我说：“‘样板戏’不过是百家中的一家。”“三突出实际上是一突出，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三、所谓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某同学在宿舍里说：“江青同志在文艺上不一定都懂。”我马上接着说：“江青同志是不一定都懂么。”
除这三条之外，我还讲：“过去的干部是枪杆子打出来的，现在的干部是笔杆子摇出来的。”暗指张春桥、姚文元、“梁效”、“罗思鼎”之流文化打手。
以上便是我的言论罪的主要“罪状”。上述这些言论，其实许多同学都说过，我仅仅是更敢说，一直说到市委写作组而已。而且，就这么几句言论，根本不具有系统性和深刻性，与遇罗克言论的石破天惊相比，简直是小儿语。我质疑“样板戏”，质疑江青的“三突出”，质疑她的“文化旗手”的光环，完全是阅读和思考的结果，仅仅是表示一点怀疑，决不是“攻击”。江青是何许人？我岂敢“攻击”？
这次批判、“帮助会”开过之后，系里常派人来看着我。我说，你们一直看着我干什么？他们说，防止出意外，你不要想不通。我微微一笑说，不用守着我，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他们大概认定我绝不会轻生，以后就不来了。这样，我获得了行动的自由，在漫无方向的走动中疗养心中的伤痛。
快要毕业离校了，同学们都在做准备工作，我却不能毕业。为了免得在众人面前丢人现眼，从3月中旬至5月中旬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常常走到复旦后面偏僻的一隅，自我流放。有时在白天，有时在夜晚，有时走，有时停，有时清醒，有时迷茫，如一个孤魂。
“待分配”的煎熬
1974年4月，复旦第一届工农兵学员毕业。系里宣布了分配方案：有几个留校，有几个到北京，大多数“哪里来，哪里去”。回到原来所在的省市，由当地有关部门再分配。只有我，“待分配”。据我出事之前听来的朦胧的消息，我很有可能留校或者由国家统配。我认为，如依据学业的优劣，让我留校或去北京，理所当然，恰如其分，不算优待我什么。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将我的预期及自负击得粉碎。我变成苦苦等待发落，祈祷不要给顶“反革命”的帽子，哪怕回乡种田务农，过一辈子清贫但太平的日子。
公布分配方案的会议刚结束，系总支和工宣队找我谈话，问我对分配方案有什么想法。我说：“没什么想法，希望尽快处理我的问题。”他们说：“我们也很急，希望你不要反复。”所谓“不要反复”，意思是不要翻案不承认错误，免得事情更复杂。半是警告，半是安慰。泰山压顶，我被压得动弹不得，还有力量“反复”吗？
4月初的一个午后，拍毕业照了。春阳明媚，校门对面的南操场北端的草坪新绿竞出。拍照之前，同学们三三两两说着话，笑容阳光般的明丽。只有我游离于众人之外，一脸阴霾。3月26日批判检查会的情景，挥之不去。拍照时，我拖着沉重的双腿，站在后面，面无表情。回到宿舍，有人来统计需要毕业照的人数。我答道：“不要。”我不要复旦的毕业照，这张照片已经深深地刻录在我的脑海中，抹也抹不去。要它干甚？
4月26日，大礼堂（即相辉堂）里召开全校第一届工农兵学员毕业生欢送大会。会议结束，等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我在会场的走道里等党委书记侯占民。侯由台上走下来，我迎上去说：“侯书记，我想同你说几句话。”侯书记猜到我要跟他谈什么，回答说：“现在没时间。你的毕业稍微等一段时间，我们还会找你谈的。”
确实，他们已经找我谈过了。在中文系公布分配方案那天，系总支找我谈过之后，Y老师也到宿舍找我谈话：“党委对你的问题很重视，我们支部还要写个关于尽快搞好你毕业分配的请示报告。你心里不要太急，稍等几天。”又说：“党内也许要处分，也许校党委研究后认为既然认识了，也就算了。”
来自老师和同学的保护
校党委、系总支究竟如何研究处理我，当然非我所知。到了“四人帮”粉碎，朱永嘉被审查，通过Y老师的揭发，我才知道底细。原来，朱永嘉迫害我以后仍不歇手，不放我走，说等运动结束后再处理。又说，等请示徐景贤（“四人帮”余党，时为上海市委副书记），“等他点头”才能放人。对于朱永嘉的做法，中文系总支、支部及许多教师很反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制。他们一致认为我出身好，学习好，历史清白，为人正直，这样对待一个入世未深的年轻人，太过分了。于是千方百计想办法，把我尽快从复旦放出去。
36年后，到了2010年的春天，女同学J告诉了我一些内幕：她作为学生代表，结合进了系领导班子。在中文系研究如何处分我时，代表学生发了言，大意是：龚斌的言论主要是对江青同志、对“样板戏”有看法，就这么几条材料。议论的场合多数在宿舍，有的是范围很小的讨论会上，说不上是“散布”，所以不产生实际影响。他出身好，学习很努力，治病救人，不要过重处理。最后我被从轻发落，与当时的系总支、创作专业的一些老师的保护有关。我对他们不仅没有怨恨，甚至心怀感激。在危难时刻给我帮助的老师和同学，至今仍记得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