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确定大大地促进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在1953年底以前，着重发展以加工订货为主的初级和中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1954年1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关于有步骤地将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此后，开始转入重点发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加工订货，主要是国家同资本家在企业外部的合作。公私合营，是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在企业内部的合作，公方占有相当股权，公私双方共同经营企业，公方代表居于领导地位。这两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利润都实行“四马分肥”，即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资方红利四个部分，资方红利大体占四分之一，企业利润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这就使这些企业具有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当时私营企业大多设备陈旧，经营落后。加上原料、市场等方面的限制，不少私营企业经营渐感困难，主动要求国家支持，实行公私合营。这样，1954年到1955年扩展公私合营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企业合营后，由于国家派遣干部加强领导，投资进行新建、扩建，整顿经营管理，工人劳动积极性提高，使生产迅速发展，利润增加。这些情况，使更多的资本家要求公私合营，形成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形势。1954年12月，中央提出统筹兼顾、归口安排、按行业改造的方针。各行业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先对中小企业进行改组、合并，然后实行公私合营，把个别合营和按行业的改组、改造结合起来。1955年11月，中央提出了大大加速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计划。在各行业私营工商业者的要求下，政府采取一次批准、全面合营的办法，即先承认全行业公私合营，然后进行清产核资，确定利息，并实行企业改组、人事调整、生产安排等。这种公私合营企业与国营企业在实质上已没有多大差别。

1955年夏季起到1956年底，我国加快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刻变革，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已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居绝对优势地位。伴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也逐步健全起来。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指导地位的确立，促使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道德规范在人民中间逐渐树立起来。有了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又有依据社会主义的原则进行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建设的成果，这就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当然，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只是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中，党创造了一系列适合中国特点的过渡形式。在农业方面，创造了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主要形式的多种互助合作形式，使农民的个体私有制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对个体手工业，也采取类似的办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加工定货、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使资本家私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成功地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这些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党和政府适时进行政策调整，注意对生产和流通的许多环节统筹安排，纠正了改造高潮之中出现的紊乱现象，从而避免了通常情况下生产关系急剧变革往往引起的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而且总体上保证了工农业生产的增长，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尽管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后期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等缺点，以致在长时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但就五十年代中国经济、中国社会发展的全局以及中国所面临的复杂国际局势而论，当时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正确的。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我国今后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中国社会在二十世纪实现的第二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

第六章　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一、党的八大和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但是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这是党面临的全新课题。

五十年代中期，国际形势也发生重大变化。国际关系中缓和趋向的出现以及世界经济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中国刚刚起步的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1956年2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尖锐地揭露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极大震动。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和人民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历史，先后发表关于如何正确总结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两篇文章，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同时认为，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对于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包括我们党，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说:我们从苏共二十大得到的最重要教益是要独立思考，从各个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党的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得初步的成果。在这之前，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则是这一探索的开始。

1956年2月至4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分别约集三十多个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座谈，讨论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毛泽东集中大家的意见，在4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报告确定的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报告论述的十个问题是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和以苏联经验为鉴戒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鉴于苏联忽视农业、轻工业，片面强调重工业，造成农轻重发展不平衡的教训，报告提出今后我国的经济计划应该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尽量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这些思想实际上涉及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报告又论述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开始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还阐述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是和非及中国和外国等属于政治生活方面的关系。在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中，毛泽东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包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这样就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若干新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