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风华正茂的蔡澜却经历着人生“最失意的时期”。彼时，正是香港电影的繁荣期，蔡澜监制的电影在香港，甚至东南亚各国的银幕上大热，蔡澜的内心却经受着煎熬与痛苦。他开始“认真地考虑还要不要从事电影行业”。

　　“电影是一群人的智慧集中在一起完成一部作品。现在却把电影说成是某某人的作品，就将其他人的贡献全都抹杀掉了。我认为不大公平，也不想要这种团体工作。”蔡澜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写字与篆刻，却依然无法抛却渗透到血液里的电影情结。他在这个行业又坚持了20年。

　　“没办法，太爱了嘛！”即使在记者短暂的采访中，蔡澜也两次提及自己对电影的热爱。

　　“我也有很多痛苦，我怎么办？我就把我的痛苦放在一个保险箱里，再用一个铁链把它捆绑起来。捆绑了以后搬到大海，“当”一脚把它踢下去。”

　　金庸在《蔡澜作品集》的序文中写道：“蔡澜是一个真正潇洒的人。率真潇洒而能以轻松活泼的心态对待人生，尤其是对人生中的失落或不愉快遭遇处之泰然，若无其事。不但外表如此，而且是真正的不萦于怀，一笑置之。”

　　而这“一笑置之”背后的心酸，却又有几人能够体味。

　　采访后闲聊，记者问：“很多人羡慕您的人生，您这一生有什么遗憾吗？”

　　蔡澜没有思索，随口而出：“有，当然有。美好的东西三世人也吃不完，美好的地方三世人也去不完，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知足是应该的。” （文/李璇 联络支持/樊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