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惠山区人民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徐静超指出，该案数据总量大，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精准，危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甚至是国家数据信息安全，现已上诉至法院。不过犯罪嫌疑人在犯罪时尚未成年，即使现在是成年人，仍属于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

权力

“黑客是一群为技术着迷的人，但也有他们自己的基本理念。”广东警官学院公共管理系主任、珠三角公共安全研究所所长吴兴民对黑客有专门的研究。十几年前，他花了3年时间对黑客做了专门研究。

在与多位黑客深度访谈后，吴兴民发现黑客的年龄一般都不大，性格偏内向，有时跟同龄人显得格格不入，但对于自己的技术极有信心。

“网络犯罪存在技术上的门槛，青少年网络犯罪，既与他们所处的年龄段和心理上的不成熟有关，也与他们在计算机方面的一些浓厚兴趣甚至是天赋有关。”吴兴民说。

“最早的黑客可以追溯到美国上世纪60年代青年运动时期，他们采取各种手段使得原来被垄断和限制的技术在社会上逐步广泛传播，而今的黑客越来越多的是在打破内容上的限制。”吴兴民说，如今的一些黑客在行为上已经转变为对内容和信息的侵犯，所涉及到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利益。“许多人往往分不清打破技术的壁垒和打破信息的保护之间的不同，将两者混淆在一起，可能严重触犯了法律还不自知。”

吴兴民分析，部分违法犯罪的黑客不完全因为法律意识淡薄。“黑客当然知道非法窃取他人信息是触犯法律，但他所拥有的技术就是他手里所掌握的权力。常言说，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当这种技术可以给他一种强烈的力量感时，他有可能会觉得我可以，那为什么不做呢？”

对于青少年网络犯罪的预防，吴兴民认为家庭、社会和政府方面需通力合作。家长要善于发现青少年的一些特长，积极引导他们走向正途。

提起当时结识的早期黑客，吴兴民说大多已经就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心理上的逐渐成熟，当年痴迷于网络技术的少年黑客中，许多人已经从事网络安全方面的工作，有了更好的出路。”

徜徉在网络世界里的刘佳乐是迷茫的，他总是能看到对一件事的多种说法，似乎每一种都有道理，他自己心里也没有了答案。

他向记者形容那种感觉，就好像一直以来接受教育都是说“1+1=2”，突然有一天看到“1+1=3”。“刚开始很排斥，觉得太荒唐可笑了。可后来就会怀疑自己接受的东西是否正确。”

“当青少年没有完善知识理论体系支撑时，在接受过多复杂纷乱信息的情况下，他们很容易在选择时陷入迷茫，甚至做出错误的判断。”吴兴民认为，在是非观念、辨别能力都还不是很强的情况下，有必要引导，甚至加以一定限制。

心愿

其实，刘佳乐一直有一个心愿。2018年，他在网上了解到由中国计算机学会举办的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官方数据统计，这次竞赛共有675名师生参加竞赛。那时，高二的他正面临着暑假后的升学。按照规定，当年毕业的高三年级是禁止参加该比赛。

“我了解得太迟了，时间根本来不及。”刘佳乐说，学校老师和身边同学都不知道这个比赛。很多选手都有专门培训，要进省队才有资格参加线下比赛。

不过，他还是报名参加了网络同步赛。比赛结束后，中国计算机学会为参加网络同步赛的选手提供电子版参赛成绩证明，刘佳乐是他所在市的唯一一个选手。

高三开学后，刘佳乐在网上看到了线下比赛的题目，“基本都能答上来。”

在他看来，家乡的信息是非常滞后的，似乎身边老师同学对这些也不太关心。那时，他“满脑子”都想着参加各种夺旗赛（注：在网络安全领域中指的是网络安全技术人员之间进行技术竞技的一种比赛形式。)

“有民间组织的，还有985高校组织的，参加夺旗赛会很有成就感。”当说起这些竞赛时，带着手铐的刘佳乐语速飞快。

在没有网络的看守所里，刘佳乐终于回到了现实世界。

他回想着现实中一个个认识和接触过的人。“没有什么朋友，平时聊的多数是网友，从未见过面。”

父亲似乎是唯一的倾诉对象。“我对历史和宗教很感兴趣，但有些话题不知道怎么和别人聊。父亲会静静听我说，尽管大多时候他也搭不上什么话。”

刘佳乐有心仪的大学。高二报名参加计算机竞赛，他也期待着如果能获奖，还能成为自主招生的加分项。不过，今年9月的大学已确定与他无缘，这让刚满18周岁的他突然感慨自己“时间不多了”。

在没有网络的看守所里，他突然思考一个现实的人生话题：是做一个普通人好，还是做一个特别的人好？“可能还是做普通人比较好吧。”沉默许久，他低着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