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电 以笔名“金庸”写作多部武侠小说的著名作家查良镛30日下午在香港逝世，享年94岁。

查良镛生于1924年3月10日，浙江海宁人。他20世纪40年代移居香港，50年代开始以笔名“金庸”创作多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包括《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等。

金庸与古龙、梁羽生合称为“中国武侠小说三剑客”。他的部分作品还被翻译成英文、法文、韩文、日文、越南文及印尼文等在海外流传。

除了武侠小说的成就外，查良镛还是知名报人、社会活动家。他于1959年创办《明报》。

查良镛一生获颁荣衔甚多，包括国内外多所知名高校的荣誉院士、荣誉博士、名誉教授等；2000年获香港特区政府颁授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2001年，国际天文学会将一颗由北京天文台发现的小行星命名为“金庸”星。

查良镛曾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2005年，他获剑桥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名衔。

《倚天屠龙记》

《雪山飞狐》

《飞狐外传》

《书剑恩仇录》

《连城诀》

《侠客行》

《白马啸西风》

《鸳鸯刀》

《射雕英雄传》

《神雕侠侣》

《天龙八部》

《鹿鼎记》

《笑傲江湖》

《碧血剑》

《越女剑》

反响

他对人的悲悯对我影响至深

他有两句话对我影响至深：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以及怜我世人，忧患实多。他笔下对人的悲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不光是怜悯小人物，像那些被复仇扭曲的人：林平之、游坦之，被爱情扭曲的人：阿紫，被欲望扭曲的人：任我行、东方不败都是他悲悯的对象。

——六神磊磊

金庸作品给人的影响是一生

我觉得他作品伟大的意义在于构建了一个完全可以把现实投射进去的江湖。尤其是早期的作品，布局特别讲究。（金庸小说）里面的女性都非常自由、大胆、非常现代、爱恨自如。这些都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在我看来，金庸的作品之于中国是可以和《魔戒》之于西方来并列的，给人的影响是一生。

——作家虹影

感谢他为我们营造的童话世界

我觉得老爷子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首先就是他给我们成年人营造了一个童话世界，让我们有机会走进一个很纯真的童话世界里。

在这个童话世界里有非常向上的价值观：惩恶向善、为国为民，也可以说是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经典的人物形象。

——专栏作者“龅牙赵”

回顾

70多年前重庆求学路

启发他创作武侠小说

一部百年武侠小说史，自还珠楼主（1902一1961，重庆籍作家）以下，名家辈出，惟金庸名头最盛、享誉最长，横扫华人世界。他以汪洋恣肆的想象力，十余年间写下15部作品。

作为一代武侠小说大家，金庸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他那一部部经典小说。但你可知道，七十多年前还没有“金庸”这个笔名的查良镛，从1943年春到1945年初冬曾在重庆度过了一段两年多的时光。

重庆求学

因行侠仗义被退学

金庸曾来重庆但又半途中断的这段求学经历，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和“金大侠”武侠小说里倡导的侠义精神息息相关。

根据2005年5月央视《面对面》节目对金庸的专访，在画外音介绍金庸早年经历时就提到，“1944年，抗战的最后阶段，当时还没有笔名‘金庸’的查良镛考进了国民政府的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

数十年后，晚年的金庸在受访时回忆起这段重庆求学时，曾说，自己当时也考上了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和四川大学的外文系。最终选择就读中央政治学校是因为不收学费，经济负担轻一些。

而据记者查证，当时他考入的应该是位于重庆小泉的中央政治学校。该校1937年抗战爆发后迁至重庆，抗战胜利后，1946年该校和同样创立于重庆的国民党中央干部学校合并，后来发展成台湾的“国立政治大学”。

进了大学校门，金庸便一心扑在学业上，成绩总是班上第一。那时，他每天必读一本中文书和几页英文书，中文书读的是《资治通鉴》……

读得倦了，便大汗淋漓地蜷曲在窄窄的长凳上睡觉，醒来再读。长凳只有半尺来宽，睡了一个暑假，他居然从来没有在梦中掉下来过。

“学而优则仕”，金庸潜心求学，也是为了将来能谋得一官半职，圆他揣了多年的外交官的梦想，以期光宗耀祖。

但后来因看不惯学校管理现状，行侠仗义，打抱不平，一年零两个月后被勒令退学，他想当外交官的梦也随之破灭。

读到《侠隐记》

受启发写武侠小说

被退学后，命运对金庸打开了另一扇窗——其后，他投奔了在国立中央图书馆任馆长的表兄蒋复璁，并在他的帮助下，进入中央图书馆任“书记”。

而此时的国民政府“国立中央图书馆”就位于如今的渝中区两路口长江路。“书记”则是馆内最低的职务，当时全馆共有22名“书记”，具体工作是登记借书和还书。月薪50元，这仅仅是表兄馆长蒋复璁月薪560元的十分之一左右。

据后来公开出版的《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显示，金庸当年在重庆的这段经历对他后来的武侠小说创作可谓影响至深。“我年轻时最爱读的三部书是《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及其续集。这部书是伍光建先生翻译的，当时的译名是《侠隐记》《续侠隐记》。《侠隐记》一书对我一生影响极大，我写武侠小说可说是受了此书的启发。”

1945年初冬，金庸向国立中央图书馆递交了辞呈，告别了这座生活了两年多、让他饱尝人生酸甜苦辣滋味的山城重庆。

而离开重庆后的金庸，也开始了向报人转变的里程。在2005年的央视《面对面》中，金庸面对王志的提问“您当时的理想是做一个报纸吗？是做报人吗？”金庸的回答是“是啊。我本来在杭州报馆，《东南日报》做记者，做新闻记者，后来做国际新闻的翻译，《大公报》报社报考国际新闻翻译，我想《大公报》比杭州的小报纸好得多了，我就去投考，结果考取了，在上海《大公报》工作。”

本版文除署名外由本报记者 裘晋奕 何艳 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