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剑文：抛开操作层面问题，其实国家应该首先解决制度层面的问题，尤其是开征遗产税的法律逻辑。今年全国“两会”期间，3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曾将《关于终止授权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规定或者条例的议案》正式上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案组，引起了各界对税收立法权回归人大的讨论。

　　我国的税收立法权属于人大及人大常委会，在1984年和1985年人大将部分税种征收权授权给国务院，但这个授权范围并不包括遗产税。因此，遗产税的征收应以全国人大立法的方式推出，不能再以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形式来实现。

　　《21世纪》：开征遗产税对财政收入有何影响？

　　刘剑文：遗产税作为国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工具。在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条件下征收遗产税，从某种程度上能缓和社会矛盾，延缓低收入者的不满心理。

　　另外一方面，从各国来看，遗产税在各国税收中的占比很小，一般不超过2%，征收遗产税并不能大幅度提高国家的财政收入。因此，我认为开征遗产税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刘浩：国外遗产税收入一般可达税收总额的1%-2%，近年来比例有所上升，但未超过3%。我国这项改革是从无到有，即使按税收总额的2%计算，一年至少有2000多亿元。国家曾将遗产税确定为地方固定收入，则此项就可达到地方税收的5%左右，也形成地方财政的一个稳定来源。

　　从各国的实践来看，遗产税在政府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高。对政府而言，税收是其参与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主要形式，虽然取得税收收入是征管的重要目的，但并非唯一目的。遗产税的征收目的在于实践社会公平正义，也就是体现在其社会政策意义上，不应当完全以征税额的多少来衡量其开征的必要性。（编辑 衣鹏 张凡 申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