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大侠”这顶帽子最常见到人们往金庸头上戴，但显然并不适合他，因为从身份上说，金庸是个文人、作家；在文学创作而言，他的成就绝不囿于“武侠小说”。

但是，称呼金庸为“大侠”，又分明是合适的，这固是因为读者对金庸和他的作品太过喜爱，也是因为金庸一生之志，实不仅仅在于小说或文学，他有极高的政治抱负，他关注社会民生和文化传统，他热烈赞美自由，他以写小说的方式来描绘和构建他理想中的社会和家国，并将侠义之道贯注其中。学者龚鹏程认为，儒和侠本不是不同的生命形态，但儒家学问中也有激昂抗烈的一面，刚毅之行，勇决之操，近乎侠士。从这个意义上说，叫金庸一声“大侠”，实在合情合理。

1955年，香港《新晚报》开始连载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开始进入读者的视野，四年后，这位作者和他的同学合资创办《明报》，自那以后，“报纸”和“武侠小说”成为金庸身上最具标志性的标签。作为评论员和小说作家的金庸，借助不同的文学体裁和大众媒介，表达观点、抒写情志，活跃在政治和文学之间。

以后来的眼光看，初创的《明报》尚未脱离小报趣味，为了生存和立足，除了小说、艳史和小道新闻之外，并无太多有价值的严肃内容，正是进入六十年代后有关“逃港潮”的报导，让《明报》的面目焕然一新。

《笑傲江湖》写人性，阴暗之外也有光明，比如令狐冲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刘正风和曲洋对友情的执着，任盈盈对令狐冲真挚的爱恋以及仪琳对令狐冲圣洁的爱慕，这些无不带给读者感动和喜悦。

金庸本人也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政治爱好者”，作为报人，他不可能像学者余英时那样只对政治抱有“遥远的兴趣”。改革开放之后，金庸见过胡耀邦，1981年更受到邓小平的接见。邓小平表示自己是金庸在中国最早的读者之一，“文革”后期，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从江西返回北京后不久，就托人从境外买了一套金庸小说。与邓小平会谈之后，金庸兴奋不已，认为他有魄力、有远见，称其像他武侠小说中描写的“英雄人物”。

2005年1月10日，《神雕侠侣》宁波探班，金庸与张纪中合影。图/视觉中国

因为受到佛教影响，金庸后期的作品更显厚重，如那部“无人不冤，有情皆孽”的《天龙八部》，充满悲剧的崇高感。在97版TVB《天龙八部》连续剧中，由周华健演唱的主题曲《难念的经》，可谓巧妙而完美地诠释了小说的隐喻与主题，悲欢荣辱、爱恨情仇，就像难解的题和难念的经，缠绕住人生和命运。

有意思的是，作为封笔之作，金庸的《鹿鼎记》又塑造了一个无比荒诞的世界，这看似不可理解，其实恰恰是现实的反映：虚构而成的武侠小说与读者之间本来存在陌生感和疏离感，作为“小流氓”和“反武侠”的主人公，让文本具有更强的现实基础；因兼具多重身份和多种技能（伎俩）而如鱼得水的韦小宝这一角色，不仅足以消除金庸以往小说中民族国家情感的死结，也预示着“适者生存”的时代即将到来。

正如陈世骧在给金庸的信中所称，金庸的小说“终属离奇而不失本真之感”，这种“本真”既是文学的本真，也是人性的本真，更是世界的本真。金庸的作品早已超越了“雅-俗”和“新-旧”的二元，更因其自由的精神和高贵的理想而突破时空的框架，展示其持久的文学生命力和文化影响力。

文/谷卿（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