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俩来到西南医院，连要挂号都不懂，去眼科转了一圈，就被一个医托骗走了，“一个老头子开了很多中药，贴眼睛，花了5000元。”他们带了7包药回去，认认真真地贴，感觉有那么一点效果，又打了一次钱过去，“家里全是眼贴的袋子，我记得最深刻。”陈忠来说。
在陈忠来眼里，母亲的眼睛几乎是“永远好不了的”，“是从小根深蒂固的事实”。小时候，他衣服破了，母亲看不见，总是缝得很丑。
2018年春节，一个远方亲戚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换了眼角膜，不贵，向谭道必推荐。“我老公说，别人的眼睛跟你的眼睛不一样，怎么换。我说管它行不行，我要去检查，我心也甘。”家人怕花冤枉钱，“他不让我诊，我就哭，还是哭，把他心哭软了就带我去看。”
听说她要去“上面”检查，老家的亲戚嘴巴眼睛摆起来，那意思是“就她，眼睛能治得到哦”。她看不见，但她的孩子看见了。
元宵节时，谭道必和家人去了医院，医生说“可以换”。
“当时那个心情，你不知道，一种不可能的事情突然变成可能，我爸眼角都湿润了。”陈忠来回忆。他留下手机号，护士让他别关机、别停机。过了3个月，电话突然打来。
那天陈忠来正巧在老家，母亲在剥豌豆，天就要黑了，他接了电话。“问我们换不换，我说肯定换。”
谭道必用大锅烧水洗了澡，做好了猪食，把钥匙给了邻居，第二天天见亮，就跟儿子出发了。
他们走了两公里山路，坐小面包车到镇上，再坐中巴到县城，又坐车到万州，最后乘高铁到了重庆，一路上儿子拉着母亲，谭道必高一脚低一脚，到医院已经下午5点了。
手术时，她的眼前原本是黑的，只听到夹眼角膜的响声，等到角膜放上，她就看到手术灯“在转”。
复查时，她见到卡车司机陈显均，互相搭话，都不敢说做了眼角膜移植，不想暴露隐私。想不到，两个人的角膜出自同一个人。
虽然只有右眼恢复了视力，谭道必现在能看见天上的飞机、地上的脏东西、手机上的电话号码，从重庆回家的路上，她就不用人搀扶了，“看得多么清楚，心里好高兴”。
她的外孙女上幼儿园了，以前在屋里窜来窜去，她想去抱，但看不清，只晓得她穿蓝色的还是红色的，现在她终于看清了小女孩的眉眼，“衣服上的花也显出来了”。
她重新开始绣鞋垫，复杂的纹路上有两个字，她不认识，照着图案绣上了，后来才知道，那两个字是“幸福”。
“我过了一辈子，没想到有今天。”谭道必没做手术的眼睛还在频繁地分泌出泪水，但好的那只看上去是明亮的。村里有人以为她换上了“狗的眼睛”。她跟人解释，“这是菲利普的眼睛，他是一名外教，生病了就把器官捐出来，这是他生前的愿望，他是个很能干的人。”
怕等不到，又怕来得太快
事后，伍军想起来，他是见过菲利普父母的。去做手术那天，他在隔壁房间看到一对外国老人在签同意书。如果还能见到他们，他想当面说声谢谢。
伍军是成都一家小医院的外科医生，常做疝气、阑尾和胆囊手术。他留了平头，戴边框细细的眼镜，说话利落。妻子说他是个坚强的人，在手术室里躺了6个小时，伤口从胸口拉到肚皮，又向两侧延伸——夏天去游泳要用上衣遮住，“不然会被当成黑社会”——从他脸上看不出紧张和害怕，衣服、床单、枕头都被汗打湿了，他也没哼一声。
他很早就知道自己肝不好，腹水使他肚子看起来和妻子怀胎9个月的一样大。他一天跑好几次厕所，有时候吃着饭就要去，晚上睡不好，接连发烧。他一度以为是肝癌，想着不治了。后来妻子怀了二胎，他想生下来吧，陪着老大，自己怎么也要把孩子养大。
别人不会从他的脸上瞧出病人的气息，他的情绪很少有大的起伏。妻子认为他唯一一次流露出恐惧，是去医院接受抢救。
2017年一个夜里，伍军上消化道出血，吐出一碗血，这是肝硬化晚期的严重并发症。在另一处照顾孩子的妻子夜里12点多手机响了，伍军告诉她，他又吐血又拉血，自己做了处理，喊了哪些人，已叫救护车，让她不要担心。
第二天妻子把老大送去上学，背着老二去了医院，刚一进门，伍军就说一定要去做肝移植。当时不过早上8点，他已给医学院的老师打去电话求助。
妻子当时并不十分同意丈夫做肝移植，“手术风险很大，有可能今天看得到他，明天就……”但丈夫很执着，他常翻手机，看肝移植的存活率有多大、需要多少费用、哪里有肝源。他加入医院的“肝友会”微信群，听到别人做成功了就高兴。
伍军告诉妻子，消化道出血的情况出现一次，很可能会出现两次、三次，很危险。他此后不再吃硬的东西，鱼也要避开，怕细小的刺刮了胃。妻子专门把电饭煲带去单位，中午煮很软的米饭给他。
伍军从2017年开始登记排队，他的孩子一天天长大。“很多人死了也没等到。”他的心情复杂，既想赶快等到肝源，又怕运气来得太快而自己筹不到钱。
2018年5月的一个下午，伍军在诊室接到电话，知道有肝源了。那天阳光很好，他记得清楚。妻子在诊室对门上班，负责挂号和收费，他走过去告诉了妻子，她的神情不是很急切，也不是很反对。
去做手术时，第一天只交了2万元押金，手术一做完，账单一下变成41万元。“从他进去手术到出来，我都在考虑资金的问题，当时我想挨家挨户去打电话筹钱，也不现实。”那个晚上，丈夫在重症监护室，妻子在酒店住了一晚，思来想去，趴在灯下手写了一份倡议书，请同事帮忙周转。第二天，她去看望丈夫，他问她的第一句话是“去交钱了吗”。
伍军心里有数，钱不够。他有一帮关系很好的同学，但他不愿意告诉他们。“他可能自卑，自己是个医生，得了这么严重的病，不想打扰别人。”妻子说。最终从单位、亲戚、朋友处借来了钱。
手术很成功，妻子觉得他更有朝气了，“看上去比过去年轻了10岁”。伍军常把伤口给孩子看，孩子摸一摸，觉得好奇。他父母隔几天就来看看他有没有来上班，确认他身体是好的。
伍军的生活恢复了正常，开始出诊。医院是以前的职工医院，不大，在一片居民社区里，诊室里的时钟停了很久。
他在白大褂的口袋里装着药，闹铃一响，他一手拧开水瓶，一手把药塞进嘴里，全程不过两秒。他后来也做了器官捐献登记，“肝不好使，还有眼角膜可以用。”
一个27岁的肝脏在他48岁的身体里运转，他觉得自己很幸运。菲利普告别人世的那个下午，伍军是肝移植候选名单中的第二位，排第一的受捐者因为时间赶不及而错过了移植，不知现在是否重获健康。
一对“双胞胎”
37岁的莫丽体内现在有三个肾脏，她还多了一个“双胞胎哥哥”。
她吃着花生，悠闲地走在四川遂宁蓬南镇的街上，像小镇电影里的女主角，性格果敢，哼着歌游荡在灰暗的老街。手机里收到陈景钟(应受访者要求化名)的微信，“歪人，在干嘛？”
“歪人”在当地话里是“狠人”的意思，他们经常互发微信。
莫丽的微信头像是她生病前的样子，扎着马尾，眼睛大而明亮，对着镜头笑。她33岁时，疾病找上了她，将她的希望、活力、健康一并打碎了。
一次感冒，她去医院检查，查出尿毒症，“尿毒症是电视里的东西，我怎么会得？”肾病常常不易发觉，医生告诉她，“你这个病就像一个车子没有刹车，用钢丝绳索在拉。”
她告诉丈夫，医不好也不要告诉她。心里却想，“腌制的肉怎么把它弄成新鲜的嘛”。
那一年生日，她请了一条街的人来吃酒，在街边摆了10桌，杀了两头羊，买了几十斤鱼，大家都祝她身体健康。
到2018年，莫丽已经到了需要透析的地步，造瘘手术已做好，突然接到肾移植通知，“我当时心砰砰跳，怀疑是不是骗子”。
第二天一早，一家人到医院，莫丽第一次见到“哥哥”陈景钟。“他皮肤很好，看不出是病人，我还问他们一家三口哪个做手术。”陈景钟说自己已经透析一年多了。
需要签手术风险知情书时，莫丽又紧张了，开始犹豫。陈景钟则积极得多，他每次透析要4个小时，第二天就没力气了，第三天又要透析，吃够了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