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娜，原名安娜·利泽，1907年生于德国。青年时代在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历史和语言学，并获得博士学位。1931年，24岁的安娜·利泽就积极投身于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在这里她结识了长她一岁的中国留学生王炳南，因为共同的信仰和追求，两个年轻的异国青年在交往中碰撞出爱情的火花。王炳南，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公开身份是在柏林攻读政治学的留学生，真正的工作是组织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建立并领导抗日小组。
1933年，德国纳粹执掌政权，作为坚定的反对纳粹的战士，安娜·利泽先后两次被捕入狱，其间被迫流亡英国伦敦。1935年，安娜·利泽在伦敦与王炳南结成伴侣。从此，她给自己取了个美丽的中国名字——王安娜。
婚后，王安娜、王炳南回到德国柏林。此时，中国政局发生了变化，长征到陕北的中共中央要求王炳南回国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2月，王安娜随王炳南离开柏林，前往中国，回到王炳南的老家西安。
王炳南的父亲和西北名将杨虎城有歃血之交。当年王炳南因参加共产党身陷险境的时候，也是在杨虎城的帮助下，先到日本而后转到德国去避风的。中共中央利用这一关系，派王炳南去做杨虎城的统战工作。
回到西安后，在杨虎城的盛情邀请下，王炳南夫妇搬到了杨的新居里定居下来。这时，王安娜开始学习中国语言，熟悉中国环境，了解中国风俗，结识中国朋友，并逐渐投入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之中。
亲历西安事变，投身“XGOB”广播电台工作
不久，应在上海名为疗养实为观察中国政局的杨虎城接二连三的电报邀请，王炳南带着已有孕在身的王安娜来到上海，并在这里生下他们的儿子王黎明。在上海，她认识了宋庆龄。
1936年10月，王安娜在简陋的弄堂里访问了已经病重的鲁迅。她对鲁迅说：“我最受感动的小说是《祝福》。”她还告诉鲁迅她正在朋友的帮助下，把《祝福》等小说翻译成德文。鲁迅也对此极力支持鼓励，并希望她把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也介绍给西方。临走时，鲁迅还对她说，希望她务必再来一次，以便把更多的有前途的青年作家和作品介绍给她。
在上海的社交界，令王安娜最有好感的就是“救国会”的领导人。1936年11月，蒋介石逮捕了从事抗日运动的“七君子”，并把他们关进苏州的监狱，使他们与外界失去了联系。为了能采访到被关押在监狱的“七君子”，王安娜挺身而出，竟然冒充沈钧儒的儿媳到监狱探望，采访到了沈钧儒、沙千里、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等人，并为他们送去了所需的物品。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已经浮出水面的政治危机渐渐加速，王炳南收到早已回西安的杨虎城的速返西安的电报。
就在王安娜和丈夫两地分居的日子里，西安事变爆发了。好在事变很快就得到了和平解决。于是，王安娜再也“不想在上海久等”了，她说“现在，我的岗位是西安”。她不顾一切地冒险也要回到西安，正如她自己所说的：“现在，西北部正在发生我们久已盼望的大变化，我如果赖在上海不走，该怎样说？在西安，重要的使命等待着我们去完成，而自己却袖手旁观，又该怎样说？”
经过十几天的旅行，在除夕之夜，王安娜终于平安地回到西安与丈夫王炳南团聚。也就是在这一天，王安娜结识了另一位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著名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王安娜后来在她的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书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共产党人在西安事变发动者面前替蒋介石说情，表明他们的政治视野开阔，目光远大；也证明他们的党和军队纪律严明。对此，不能不予以高度评价。当时，他们清楚地看到：领导全民抗日，蒋介石是唯一适合的人选；如果排除蒋介石，就会招致内战激化，结果只会导致日军的胜利。”
释放蒋介石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利用广播新闻进行歪曲报道，混淆视听，制造“西安已经被红军占领，处于恐怖状态，市民几乎不能外出”的假新闻。而西安的电台却被南京的电波干扰，不能对南京方面广播，向国内外说明西安事变的真相，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西北三方联合抗战的形势。为了澄清南京方面的歪曲报道，西安设立了“XGOB”广播电台。本来，这个电台是设在张学良东北军总部的一个电台，一开始这个电台是由史沫特莱和一个名叫詹姆斯·贝特兰的英国记者主持，用英语向外广播。但由于史沫特莱主持的言辞比较激烈，贝特兰也因收到了英国领事馆的威胁电话，他们都被迫停止播音工作。王安娜正好接替了他们的工作。“XGOB”广播电台的实际负责人正是王炳南和刘鼎。于是，王安娜由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家属转变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参与者。
1937年1月，为了阻止国民党军对陕北的进攻，红军进入潼关。此时，已在这支红军部队指挥部驻地云阳采访的史沫特莱致信邀请王安娜去。于是，王安娜第一次看见了中国真正的红军战士。她说，“在红军战士的脸上，却看不到中国军队里常见的那种空虚、绝望的表情”。而红军战士艰苦朴素的生活，亲如手足的兄弟情谊，以苦为乐的乐观精神也令王安娜感到吃惊。
不久，美国记者维克多·金潜入延安采访后回到西安，遭到国民党警察的纠缠。在王安娜和王炳南的帮助下，维克多·金才顺利地保存了采访资料和胶卷，带着关于红军的报道离开西安到达上海。当王安娜读了维克多·金的系列访问记之后，更加激起了她去延安访问的愿望。而这时，史沫特莱也来信说：“请你尽快来！”
1937年3月初，王安娜随美国著名的摄影师、美联社的合作尔·列夫来到延安。在这里，她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了解了他们的个人生活、革命历程，以及他们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深刻见解。
王安娜还见到了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等革命女战士，王安娜同样对她们充满了敬意。她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内战的艰苦岁月里，在比这更为艰苦的长征期间，像贺子珍一类的妇女，是她们的丈夫的同志和朋友。她们和自己的丈夫一起并肩战斗，分担他们难以承受的艰难困苦。因而，她们作为勇敢的战士，可以信赖的同志，受到全党、全军的尊敬。”
七七事变后，成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委员会成员
抗战全面爆发后，王炳南在上海积极参加了救国会的工作和党的秘密工作。王安娜也随王炳南来到上海，参加了中国红十字会和救国会妇女会的工作，负责对伤员和难民的救援活动。同时，她还参加了一个宣传委员会，负责向在中国的外国人和向外国进行有利于中国的宣传工作。王安娜被中国军民在淞沪会战中的英勇牺牲精神深深感动，她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提出新建议，报告工作成果，广泛进行口头宣传。同时，她还搜集大量外国报纸有关中国战争的报道，并将这些报道出版发行。她还亲自采访在中国的知名外国人，以亲眼所见赞扬中国军队英勇顽强的抗战精神，撰写出版了《外国人眼里的中国士兵》一书，成为宣传委员会对国外宣传的最好材料，并出版了英文版。后来在汉口，王安娜又出版了《日军对上海工业的破坏》一书。王安娜广泛进行的抗战宣传工作，得到了周恩来的积极肯定和很高评价。
上海沦陷后，王安娜只身一人继续待在上海，在这里她认识了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她一有空就和艾黎一起走访上海的大街小巷，探访上海的“贫民窟”。王安娜说这种“探索旅行”对她来说是“无可比拟的现场教育”。后来，在艾黎这里，王安娜再次见到了著名记者斯诺和他的夫人。他们一起策划制定了后来对中国抗战经济有着重要作用的“中国合作社计划”。
王安娜同宋庆龄保持密切关系，并成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委员会的成员，接受宋庆龄的领导。
不久，王安娜经香港转赴汉口。她受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委托，在汉口负责了解正与日军作战的华北、华中战场上的中国军队需要援助的药品和物资情况，以及已经寄出的物资和资金的分配使用情况。其间，王安娜还以《保卫中国同盟简讯》的编辑身份，冒险到南昌前线采访，报道最新战况，了解红十字会的工作，为“保卫中国同盟”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
广州失守后，国民政府随即由汉口搬迁至重庆。为了工作，王安娜含泪把年幼可爱的儿子送回西安老家。王炳南仍担任周恩来的副官。周恩来曾对王安娜说：“炳南不但是我的右手，他还是我的耳朵和嘴巴呢！”于是，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王安娜乘坐八路军在汉口办事处租用的汽船前往重庆。
在李克农的率领下，王安娜一行乘船前往长沙，再转赴重庆。
经过艰难的旅行，1938年11月12日，王安娜他们到达长沙。周恩来在八路军办事处激动地拥抱着平安到来的每一个人，一次又一次地和大家握手问候。这天晚上，周恩来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把所有的床、垫子都让给了王安娜他们，周恩来等人却睡在地板上。
睡觉前，王安娜、王炳南和周恩来在一起聊天。王安娜问周恩来：“你估计还有多久日军会攻击长沙？”
周恩来说：“可能很快，他们离这里已经很近了。现在武汉和广州都已经沦陷了，日军继续进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这时，王安娜看着床架上手工精巧的刺绣花边，忍不住说：“多漂亮的花边，太可惜了！如果日军来了，它肯定完了。只要他们喜欢，不管周围是什么东西，都要抢走的。我真想把它取下带走。”
周恩来很为难地摇摇头说：“安娜，你知道‘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条纪律吧，是的，你肯定知道，因为你现在也是八路军的一员了。”
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只过了几个小时，这里的一切全部化为了灰烬。这就是著名的“长沙大火”。随后，王安娜随王炳南经衡阳到达桂林。在那里，她又开始了新的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