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迎合受众不断膨胀的视觉消费欲望、或者为了赢得各类摄影比赛的荣誉，新闻摄影的尺度已经变得越来越大、底线也变得越来越低。数码摄影技术、智能手机的发展，让图片市场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追求视觉刺激和快感成为了一些媒体和摄影师的取胜法宝。一些媒体和摄影师在利益的驱动下，也做出了用血腥、痛苦、惨烈的灾难现场照片来赢得高点击量、发行量的决定。他们这种直接将不幸赤裸裸地直接展示在观众面前的做法，完全忽略了受害者本人及其家属的感受，将给他们造成巨大的伤害。

例如，印度摄影师拉古?瑞尔拍摄的《博帕尔毒气悲剧》，画面中是一只手正在埋葬一位在毒气事件中死亡的小孩，小孩那圆睁的眼睛，给人无比恐怖的感觉。这种表现方式不仅展现了灾难本身的残酷，也会对拍摄对象的亲属造成“二次伤害”，对受众的接受能力也是残酷的考验，这些照片甚至可能给他们带来心理甚至是生理上的不适感。

从美学的角度讲，灾难新闻摄影作品具有悲剧所拥有的“净化”功能，它能够引起人们的怜悯、同情甚至恐惧，从而实现人性的升华和人类的自我反省。但这种悲剧的“净化观”并不能成为赤裸裸展现悲剧本身的借口。人们对于身体受苦的图像的胃口，似乎不亚于对裸体图像的欲求。[1]如今，由于摄影技术和传媒技术的发展，各种悲痛的照片甚至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人们对之产生的更多的是快餐式的悲剧消费，人们更多的只是享受“观看痛苦”这种行为带来的快感，而缺乏对灾难本身的“行动”。苏珊?桑塔格指出，现代性的公民，这些把暴力当作奇观的消费者，精于既接近又不必冒险的状态，又懂得以犬儒主义来看待可能的真诚。有些人会不惜一切来使自己免受感动。[1]

（二）先拍照还是先救人

先拍照还是先救人一直是人们思考、讨论的一个重要的新闻话题，这个话题的起源也是一张灾难中儿童的照片。在1993年苏丹发生战乱与饥荒时，就有一张举世闻名的照片《饥饿的苏丹》引发了“先拍还是先救”的深思。这张照片是由南非自由摄影师凯文?卡特所拍摄，画面中一只秃鹰虎视眈眈，正等待一位快要饿死跪倒在地的黑人幼童。由于这个震撼的画面具有强大的冲击力，引起人们对小女孩以及整个苏丹的关注，这张照片获得了1994年普利策新闻奖。

尽管凯文·卡特声称自己在拍完照片之后就将秃鹰赶走了，但他却无法说出女童的下落。来自民众的谴责声也如潮水般袭来，“你为什么不去救那位小孩，还在旁边冷血旁观，镇定自若地拍照片？”“你即使获奖，也是踩在那位小孩的尸体上去领奖的！”因为无法承受外界的谴责，这位摄影师最终在极度抑郁之下选择了自杀。

然而凯文·卡特的自杀并没有让“先拍照还是先救人”这个话题终止，在他之后依然有不少摄影师因为这个问题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2012年美国《纽约邮报》在头版刊登大幅新闻照片——一名被推下站台韩裔男子双手压在站台边缘奋力往上爬，但只能绝望地看着列车迎头向他撞来，最终被地铁撞死。《纽约邮报》头版的图片说明称“这个人被推到地铁轨道上，他将面临死亡”。此组照片刊登后，随即引来众多媒体和读者的批评。在国内也不乏这种“冷血”的摄影师，厦门一位摄影师就因为冷眼旁观并拍摄暴风雨中行人在水坑摔倒的过程而受到网友的谴责。

三、如何平衡新闻价值与新闻伦理

（一）尊重拍摄对象

我们常常会以为离拍摄对象越近越好，甚至为了追求震撼的画面而牺牲作为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但其实这种缺乏人文关怀的做法是不值得的，也不被他人认可的。笔者认为，摄影师采用合适的表现手法来报道灾难事件比一味追求震撼的画面更加可取。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也是灾难摄影的生命。但是真实不一定就非得毫无保留地表现痛苦，并非越露骨、越血腥的照片就代表着真实。其实换个角度进行拍摄，也能达到记录现场的效果。大自然带来的灾害是不可抗拒的，灾难已经对人们造成的损失也是摄影师无能为力的，但是在拍摄的过程中，避免或减少二次伤害是摄影师通过努力就可以实现的，这就需要摄影师怀有一颗人文关怀的心。

在地震的报道中，并非只有直接拍摄遇难者的尸体才能表达灾难的无情，拍摄废墟里的课本、停摆的时钟也能委婉地表达地震带来的巨大伤害。血腥、残酷的画面会吸引人的眼球，但同时也会让人将注意力停留在视觉冲击上。相反，委婉的画面更加容易引起人们反思。赤裸裸地展现拍摄对象的痛苦，不仅不尊重拍摄对象，也会给他们本人及其亲属带来二次伤害，甚至会引起观众的不适。媒体编辑在刊发灾难摄影照片时也更应该严加把关，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对图片进行处理（如对遇难者进行马赛克处理）。

（二）摄影师首先是人

在灾难面前，新闻价值和新闻伦理有时会无法兼顾，这对摄影师来说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作为新闻专业工作者，拍照是摄影师本身的职责，但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人，摄影师的选择还应当符合最起码的社会道德规范。当新闻价值与新闻伦理相悖时，摄影师应该选择新闻伦理。毕竟，摄影师也是人，而且首先应该是人，其次才是摄影师。如果颠倒了这个秩序，那么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正如著名战地摄影师詹姆斯?纳切威所言：“作为摄影师，最大的痛苦在于我知道自己的一切名声和利益都建立在别人的苦难之上，这让我每天挣扎煎熬。如果有一天，我的野心超越了我的同情心，那时的我就失去了灵魂。”[2]

四、结语

在灾难中，摄影师不是一个普通的职业，他们负责记录灾难，也记录着他人的痛苦。本文通过对几幅著名的灾难中儿童的影像分析，揭示了灾难新闻摄影中存在的伦理问题，并提出了平衡新闻价值与新闻伦理的建议。但说着容易，在真正的摄影实践中要做到却很难，这不仅需要摄影师提高自身的新闻伦理素养，也需要媒体发挥好把关的功能。

参考文献：

[1]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李斐然.我的照片就是战争的证词[N].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2012-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