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文斯还坚持认为最高法院不应当过多地做出政治判断。比如在2000年的布什诉戈尔案中,最高法院过分介入政治,阻止佛罗里达州重新计票的行为令许多人失望,但斯蒂文斯在异议意见中的一段话,令人们重新燃起对法治的希望,他说:“本院的多数意见,只会使人们对全国法官工作的评价从充满信心变为悲观失望。法治的真正支柱,在于人们对司法体制的信任。时间总有一天会愈合今天的判决给这一信任造成的伤害。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或许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到底谁是今年总统大选的赢家,但最终输家却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这个国家对法官作为法治公正的守护神的信任。”

　　独立精神的践行者

　　斯蒂文斯在长达35年的大法官生涯中更为引人注目的成就则是他对于司法独立与克制的践行。

　　尽管斯蒂文斯常常申明“我其实是员可爱的保守派小将”,但事实上,从他进入最高法院起,他的判决意见就一直偏向自由派。30多年来,斯蒂文斯撰写的3000份判决意见中,有三分之二持自由派立场。他支持性别平等,维护被告权益,注重公众利益,不迎合大企业、大财团势力,将堕胎权视为妇女基本权利,认为应当限制甚至取消死刑。

　　曾有议员将猜测斯蒂文斯大法官做出的判决是倾向于保守派还是自由派,比作一种“猜硬币的正反”,这是因为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也深受政党的影响。美国的大法官是由总统提名,然后经参议院投票通过后方可上任。通常来说,当共和党占据优势时,总统会尽可能地让保守派法官进入最高法院;而当民主党当权时,则会力推激进派。当某一派别的法官占据多数时,倾向于这一派的判决便容易通过,所以虽然美国宪法规定三权分立,但司法独立却受党派影响极大,甚至一度“法官席位成为奖励政治支持者和密友的酬庸”。

　　但是大法官的独立性也受到制度的保障,也使得很多大法官出现“叛变”,斯蒂文斯并不是唯一一个“叛徒”。沃伦大法官在就职联邦最高法院前是一位出名的共和党州长,但当艾森豪威尔总统信心满满地将这位“铁共和党人”推入最高法院后,他却绝望地发现沃伦大法官体现出了惊人的独立性,尤其是在对于刑事被告的权利的保护上,这使得共和党一度颜面扫地,甚至艾森豪威尔曾多次在公开场所表示提名沃伦为大法官是其“一辈子最蠢的决定”。

　　史蒂文斯在联邦最高法院的独立和自制色彩在第七巡回上诉法院就独具雏形。虽然尼克松致力于保证把联邦司法推往保守派为主,注重法律和秩序的方向,并尽力将保守派人员推入司法系统,但第七巡回上诉法院却在尼克松执政期间赢得了“自由堡垒”的声誉。虽然从结果上看斯蒂文斯似乎在判决上倾向自由派,但这种倾向是因其对正当程序的执着所引起的,特别是在政府因非正当程序侵犯公民权利时,最能佐证这一点的是,最挑剔的媒体都将斯蒂文斯形容为“谨慎的司法手艺人”和“中间派”。

　　虽然斯蒂文斯在担任大法官期间曾一度被认为具有担任自由派“领袖”的潜质,但与传统的自由派大法官马歇尔等相比,斯蒂文斯“站队”的理由并非基于其所属党派和政治生涯,而是源于对正当程序的尊重以及对“耀眼通论”的谨慎。

　　典型的案例譬如斯蒂文斯在德克萨斯诉约翰逊案(Texas V. Johnson)和沃德诉摇滚对抗种族主义案(Ward V. Rock Against Racism)中截然相反的态度,展现出其独立思考的精神。在德克萨斯诉约翰逊案中,约翰逊因在达拉斯市政大厅的台阶上焚烧国旗的行为触犯了德克萨斯州的不得焚烧国旗的法律规定,约翰逊最终将此案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后者裁决德克萨斯州的禁止焚烧国旗的法律规定是否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论自由权利,虽然最终以五对四判决德克萨斯州败诉,但斯蒂文斯在此案中书写了他法官生涯中最长的一篇异议意见,他在这篇意见中引用自己军旅生涯的经历,论证国旗属于“国家利益”,是美国人不屈反抗精神的象征,所以应当以立法的形式保护国旗。他的这番十分“保守派”的言论似乎与其共和党人的身份相得益彰,但在此前的沃德诉摇滚对抗种族主义案中,他却加入了自由派代表人马歇尔大法官的异议意见,同意判决纽约市有权依据噪音法禁止在公园举办摇滚对抗种族主义音乐会是“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倒退”。

　　有记者曾在2007年问斯蒂文斯:“您希望未来的人们如何看待您留下来的司法遗产?”斯蒂文斯答道:“我希望人们对我的判断结论,建立在我留下的书面判决意见基础上,而非人云亦云。是的,这些判决意见字数之多,简直令人发指,但我希望人们读完这些东西后,相信我已尽我所能做到最好。”

　　斯蒂文斯去世后,美国最高法院在声明中说:“他对法律的忠诚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更好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