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重建就更复杂了。简单来说，灾后重建就跟一个地方的脱贫致富问题一样。我们为什么要精准扶贫？跟灾后重建有相似的情况。灾后重建的发展需求，有各种不同的基点，是不是都从灾前的生活基点来考量？有的地方是富县、有的地方是穷县，那我们应该怎么制定重建目标和标准呢？在讲这个需求的时候，它是动态复杂的。因为供给来源于几个方面，一方面是公共财政，大灾面前，政府资源是主力。但即便是政府公共财政资源，同样也要面对各种问题，补助不同的地方，怎么补助？在灾区，有重灾区、轻灾区，补助的公平基准是什么？对于灾区和非灾区也有这个问题，因为有些非灾区一样是穷困需要发展的地方，那我们的平衡标准是什么？

其次，它还包括来自于社会捐赠的资源，这就更复杂了，因为社会捐赠和公共财政不一样，使用公共财政要保证公平，兼顾效率，而社会捐赠是来源于多元的社会力量的存在，它不像公共政策一样要全面覆盖、注重公平。举个例子，不同捐助者、社会组织会有着不同的关注重点，有可能分别是老人、妇女、儿童或者残障人士等，他们会捐助支持某一特定人群或需求，不会关注全口径人群。这时，我们既要顾及捐助者的这样一个主观导向，还要避免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因此可能产生的误解，这是社会捐赠的特殊性。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为什么要强调公共财政资源与社会捐赠资源之间的有机组合。救灾的整个生命周期中，资源分配绝没那么简单，包括应急救援、过渡安置、灾后重建整个过程，不可能说像分蛋糕一样，切完分完就完了。换句话说，我们还特别要建议说社会资源要有机融合到灾区的长期发展，一定不要过快或者求快，而是要真正地成为当地发展中可持续性的一个支撑力量。

南都：我也了解到，像台湾1999年地震的灾后重建就是跟社区营造结合起来，这是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要调动灾民本身自主的参与，这完全是一种能力提升的问题。还有整个国家的减灾防灾的能力提升，也需要不断训练和培养努力。但是现在公众包括地方政府，可能有些还不太了解。

张强：经过这几次大灾，大家慢慢都知道怎样去关注那些灾害的社会影响了。芦山地震后，四川省还专门将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体系建设、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和社会组织培育、灾区人文关怀等社会管理服务项目纳入灾后重建的重要内容，为推进灾区社会管理服务长效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面对社会力量的参与还有改进空间，第一，能否在规划阶段就让社会力量参与进来？社会资源和公共财政理论上肯定是统筹规划，那怎么样让老百姓以及这些社会资源、社会力量一起来参与、规划，把这些资源统筹利用好。这也涉及到评估，目标制定和绩效考核这些管理的过程和工具，从理念、知识到工具缺一不可。

还有志愿者方面，是不是注重建设本土化、区域化的组织和志愿者。在防灾减灾的时候，这些做得还不够。希望以后构成很多安全网，当地的社会力量要有意识、有能力动员起来，而且要有储备，包括应急物资基本储备，人员储备、能力的提升，还有资金，这样的话，响应速度和应急能力才可能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减少灾害损失，同时能够最大程度地利用资源去救援、重建。

灾害应对的背后，其实是一次比较典型的社会学习全过程。这些年灾害治理政策的发展，其实也是中国社会公共治理的发展过程。汶川地震时，开始意识到国家治理中间还有一个社会力量的多元参与，开始有民间社会发展的热情；到了雅安地震，开始有机制建设。2015年，民政部出台了《民政部关于支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工作的指导意见》；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说到“防灾减灾救灾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和谐稳定，是衡量执政党领导力、检验政府执行力、评判国家动员力、体现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都是社会学习和全社会认识的提升。

(原标题：九寨沟地震救援，这次有哪些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