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元旦的凌晨携中国人民一同跨入2019年的却是几大电视台请来的数百明星及其假唱新闻。在明星产业占据不可忽视的经济作用与社会影响的今天，批评“流量当道，业务不高”的社会现象不如善用明星资源，多创造《明星大侦探》一类用综艺讨论社会问题、用故事传递正能量的情怀作品。
在信息极速传输的新媒体时代，蔚然成风的追星趋势并不只在中国，明星已经成为强力打压很难制止其发展的社会资源。在各年龄层受众心中明星当道的现象级新风潮之下，部分明星出现道德素质低下、业务能力不过关、造成负面社会影响的问题，但同时也存在《明星大侦探》等用综艺节目的形式坚持辨明正确的善恶观念、普及科学文化知识、讨论热点事实问题、用明星的引领力向受众传递正能量的作品，选择针对保姆纵火案、PUA、法外制裁等尖锐的社会问题和错误观念予以纠正，用节目制裁故事中罪犯的错误行为的设计和明星本人的观点陈述，使用户能够通过观看综艺有所反思、有所行动，建立正确的价值理念。
明星行业存在大量问题亟待解决，但希望朝夕间真正改变大众追星现象并不现实，不如给予明星行业更一些科学管控和积极引导，善于利用优质明星资源实现社会传播的效力。通过鼓励创造优质综艺节目等正能量文化产品，利用新形式来传播对社会问题的批判与讨论更容易为受众接受和喜爱。选择品格与能力俱佳的部分明星利用其影响力，以更好的传播效果启发节目受众思考，从而用更新、更有效、受众更喜欢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与弘扬，也是新时代文化传播和创作的一种选择。
选择利用明星资源和节目形式进行信息传播和文化创建，在具备一定优势的同时也面临更大风险，需要更加严格的管控制度和创作者更高的自我要求。明星流量更多导向青少年和少量中年受众，在年龄尚未达到形成成熟心智的时候，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很容易收到外界影响，因此文化作品需要更强的责任意识和更严格的价值判断，避免出现可能会诱导受众产生负面心理的情节，并且选用有强烈信念感和信息传播把控能力的明星进行内容生产，才能够保证善用明星综艺节目起到正面的作用。明星综艺节目本质也属于艺术创作，无论何种艺术形式都须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才能够通过艺术的表达为人民社会的发展有所裨益。
明星资源作为新时代一项重要的生产要素，充分善用能够助力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相对应也具有更强的风险需强力严格管控以保证其发展方向。综艺创作者需要更强的社会责任和创作能力，在正确价值理念的指导下完成更多优秀作品。
“扶不扶”用来脱罪舆论“法庭”该停了
近日，济南交警通报2018年12月26日“扶老人被讹争议事件”的调查结果，初步查明事故原因是男子骑摩托车刮擦了老人自行车右侧车把，导致自行车摔倒老人受伤。肇事者称刮擦时无感知，并向老人及家属道歉(1月1日北青网)
在此前媒体对于多起“扶老人反被讹”事件的报道和舆论持续发酵之下，“扶不扶”似乎在“老人不可信”的预设下成为了一道不可解的道德困境难题，导致在出现了济南扶老人争议等事件时，媒体与舆论轻易根据肇事者拍摄的视频为老人定“讹人罪”，谴责唾骂老人及其家人的不道德行为。
当媒体不经核实发布的不客观的信息与网友无根据的道德审判形成了网络世界的模拟“法庭”，舆论对“扶不扶”案件双方具有主观臆测性的判断认知和刻板印象成为了肇事者脱罪的工具，法治社会的规则意识与德治社会的信任良知将受到双重挑战。
“法治之于法制，其盛衰兴废，不独受制于法律之制度，更取决于政制之安排、社会之结构、公民之质素与民众之信仰。”在公民法治意识亟待提升的困境下，推进了法律制度的建立，却不等同于完成了法治社会的健全。将是非曲直、事实真相与责任归咎交由侦查机关、审判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予以判断，是人类经过无数次尝试探索的文明成果。
媒体与舆论没有强制执行权力以获取全面的调查信息与问责权利，也无权作出责任归咎的判断，但却是民众最易于接近的信息源，因此不经核实的虚假信息与信息散布者的主观判断很容易影响公众的认知和想法，从而造成以自以为的“上帝视角”不负责任的民意狂欢，造成对案件当事人的伤害和社会的不良影响。
诚然媒体报道和舆论关注在推进社会监督和问题解决中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公民的知情权与表达权也需要一定的渠道，但在当前新媒体心态浮躁、自媒体众声喧嚣、舆论不够成熟的大环境下，很容易出现反转新闻和虚假信息造成的社会问题。
在下一次社会事件发生时，不妨放心把侦查权、审判权、检察权交还给国家机关，媒体在新闻客观真实的使命下更专注于报道事实，在事件结果调查和判断明了后进行官方信息的发布，避免再次出现媒体不实报道引导下的舆论制裁与网络暴力事件。
社会与民众也需要少一些道德预判和刻板印象，莫要将过往事件中未发泄完的情绪宣泄在未查明的当事人身上。让舆论冷静下来，避免网络信号中不必要的情绪传递，不要让每一个公民成为舆论“法庭”上冷漠的乌合之众，让对社会的关注和责任感沦为肇事者“脱罪”的假证。(蔡淑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