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耕耘

　　博尔赫斯的形象，总让人想起盲诗人荷马。当然，他们还有更深的相通：将口述变成文本。“像我所有的书一样，或许像所有的书一样，这本书纯粹是自己写成的”。这本书就是访谈录《最后的对话》，采访者是奥斯瓦尔多·费拉里——和博尔赫斯一样，是位阿根廷诗人，散文家。他博学、机谨，能把对话变得就像博尔赫斯在自白。这需要“并不显眼”的高超智慧。“费拉里和我试图让我们的词语流淌而出，经我们之口，抑或是不顾我们的阻碍。我们的交谈从未导向一个结论”。

　　这种评价，是对费拉里的赞誉，也揭示了对话集的气质：开放、流动。他们深谙古希腊关于“对话”的生活艺术：“劝说，异议，交换意见，搁置”。“倘没有那不多几个健谈的希腊人，西方文化是不可想象的……这本书只是那些古老闲谈的一声隐约的回响”，就像博尔赫斯把维吉尔视为荷马的回声，将但丁看作维吉尔的最好作品一样——致敬模仿，又成为新的传统。

　　书籍和图书馆，一直是围绕博尔赫斯的关键词。关于“书籍崇拜”的谈话，却看出作家对书的某种祛魅。那些经典的作家作品，不一定代表本民族精神，甚至走向反面。莎士比亚大河般的夸张隐喻，和英国人保守寡言形成反差；歌德的宽容怯懦，与战时德国人的狂热并不相符；面带微笑的塞万提斯处在宗教裁判所威权下的西班牙；雨果也与大多数法国人并不相似。“就仿佛每个国家都会在它所选择的作家那里寻找某种解毒剂”。

　　访谈中，博尔赫斯始终看重传统，譬如他对“史诗的味道”情有独钟。“奇怪的是史诗比抒情诗，甚至包括挽歌更能打动我。”英雄体和史诗性，也成了他评价小说家的私人标准。他毫不迟疑地看中康拉德——冒险远航的主题。如果揣摩其心理，会发现打动他的实质是史诗背后的“悲剧性”。《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知道自己永远进不了特洛伊，而赫克托尔知道他保卫的是一座注定要归于毁灭和火焰的城市……两个人都在战斗，赫克托尔为了一个失败的目的，阿喀琉斯为了一个终将获胜的目的，但那却是他死去以后的一个时刻”。

　　他在自己的趣味谱系里，重估经典的价值。莎士比亚被他赋予无限的意味、神秘的气息；他崇拜伏尔泰，以至于说出“不敬仰伏尔泰是愚蠢的诸多形式之一”。在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他的选择是托尔斯泰更胜一筹，“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情节剧式的”，人们记住的是那些对话。

　　他把文学态度与完美主义，视为可贵气性，描述了“文人的命运”。他理解福楼拜精心打磨每个句子的完美主义，在语音学范畴里找寻风格，希望每个短语读来都有快感，将不能犯错视为自己的本性——“这种过分的谨慎，反映的并不是虚荣；相反，那是谦逊的一种形式……人们追求完美，因为他无法追求别的东西。”他的偶像维吉尔更如此，每行诗都苦心孤诣，把精微的艺术内置于宏大的史诗里，终成典范。博尔赫斯自言：“我正在完成我作为一个作家的命运，这超越了我的写作可能具有的价值。”

　　失去视觉的诗人，依旧对视觉记忆充满自信。博尔赫斯会“计较”别人诗句里感官比附的失当。“平原总是被拿来与大海相比。我的感受有所不同，因为海洋有一种神秘，有一种持续的变化，是平原所没有的。”“人们一定会说每一座山丘都是不同的，我们几乎可以说每一座山丘都是一个个体……平原是匿名而铺开的，如果看过了一个，就看过了全部。”博尔赫斯沉迷在海洋、平原和山丘的差异中，却是极大感伤。“我无权谈论这些事物，我一直都是近视眼，如今我更已失明。”

　　然而，艺术视知早已潜藏积淀为心相，那种记忆在不断回返。甚至，他对音乐的理解，也依赖视觉转化。“在我听爵士乐的时候打动我的是，我会听到我在任何其他音乐中听不到的声音。仿佛是从一条河的底部升起的声音。”因为，河的本质是汇聚，而爵士“仿佛是由不同的元素造就的”“将新的声音融汇其中”。

　　博尔赫斯的口头创作有理由成为典范。他没有因八旬高龄而语言弱化，而是始终更新自己，形成了“绝对的表达”。他的口头语言比肩书写的完美，“仿佛来自那样一个源头或境界，在那里一切都已铸造成型”。博尔赫斯的即兴回答，是根本无需“后期”就能原貌呈现心口相应的创作，也正因此，本书的原版曾火爆拉美乃至全球，被千万“博粉”奉若圭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