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爱四川老家的房子门口，种满了各类树

苏爱小时候住的房子很大，一大家子总共有十几间，有一个被她称为“龙门子”的大门，从那走到房间有很长的距离。进屋得经过高高的台阶，地板和房梁都是深色木头，院子内外种着竹子、苦楝树和橘子树。

按照苏爱的说法，这房是“打地主的时候”分给她们家的，“地主”就住在隔壁，后来也经常互送东西吃。这前后的记忆苏爱记得有些模糊了，除了“爸爸喜欢在煤油灯下看书”，大抵是幼时穷苦，在山里读书，虽然寄宿在学校旁边公社工作人员的宿舍里，但公社里的人免去了母亲每个月背米上山的劳苦，因此苏爱就用帮人干活来还这份人情。同是这段经历教会了她吃苦和容忍。

苏爱 1974 年出生在四川省蒲江县，这是成都西南边一个有 25 万人口的县城。她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 50 多岁，母亲 40 多岁，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大多数蒲江人都留在了当地做小生意，苏爱的姐姐却只身一人到江苏的纺织厂打工，最后嫁到了上海。1992 年苏爱到上海投奔姐姐。到上海的那天是 1992 年 6 月 9 日，她记得特别清楚。

其实苏爱加入了最早一批从四川到上海的打工潮，同年，中国有大约 4000 万农民流入沿海城市打工。此后的 5 年时间里，这一人数达到了 1.4 亿。

当时正值上海旧城改造，曾有媒体将这一时期称为“九十年代上海百万居民大动迁”，出现了大量的临时拆迁房，这也让外来人口有了暂时落脚的机会。苏爱就在上海漕河泾附近寻得了一处四连排的拆迁平房，这个 17 平米，堆满了蜂窝煤的平房记录着她打工生涯的开端。

她还住过附近农民的民居，那时候当地人已经察觉到外来务工的人潮，他们通常会在院子里靠墙搭一个 10 平米的小房间出租给外地务工人员，苏爱就在这个角落里住了 3 年时间。这期间，她遇到最多的就是来上海打工的浙江人。

苏爱现在是上海莲花路华纳酒店的经理。我们在天钥桥路一家购物中心里采访了她，她的儿子今年 18 岁，正在这里上英语补习课，苏爱很重视儿子的英语教育，未来她希望儿子能进入外企工作。

以下是苏爱的口述，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了解她：

“我们以前住的房子很大，是哑巴家的”

之前我们是住地主家的房子你知道吗？以前文化大革命打倒地主的时候就把房子分了，我们家分了一大片房子。

我出生就住在这个房子里，听我妈妈说，隔壁哑巴的爸爸妈妈就是地主。我们的房子都是哑巴家的，不止我们一家人，这后面一大家也是他们家的，不止 10 套房子。

哑巴后面分到的房子小了，他后来只有三四间，我们家人多，所以房间比他大。我家里有爸爸妈妈、大哥哥小哥哥、姐姐和我，六个人，我们加到一起可能有十好几间。还有猪圈、厨房、堆杂货的，楼上堆草的房间，稻草玉米秆都要烧一年。

我们家是那种农村的大院子，农村的老房子会在房间里吃饭，家里我最小我妈老叫我去关门，我们叫“龙门子”。我很怕，我就奔奔过去再奔奔回来，这当中很黑，要从房间里走到大门去。我就使劲跑，我妈说，鬼在追你啊？！

所以现在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也会把家里检查一遍，开着灯，我就是怕呀。如果老公儿子都不在，我就把门关上，然后弄盆水把大门顶住，有人进来我就会听见。

图/epochtimes

我们以前住的房子很大，有上街沿、下街沿，我们在大院子里种竹子，种苦楝树，种很多不同的东西。那房子很好，下面是石头，上面是木头，可以开窗看外面，很漂亮。我们老家说，可能有地乌龟、小虫子从潮湿的地里爬出来，我们就拿出来去卖钱，可以入药。进那个房间就像现在的小复式一样，有个台阶上才能到房间里面，房间都是木头地板，一条一条很宽。顶上还有一层，都是木头的。

2001 年左右他们把那个房全拆了，就觉得人家都盖楼房了，我们家也要盖房子，就盖了现代化的农村新民居。毕竟以前那个房子很破旧，烧柴把家里熏得黑不溜秋，灰尘都黑黑的。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每年过年我们都要拿扫帚扫，我们那叫“扬尘”，你烧柴它就往上面飞，房子里全是黑乎乎的。

哑巴前两年去世了。哑巴很聪明，在我小时候他就是个识字的哑巴。我们两家就隔了一个院墙，他有时候烧好一个东西从院墙端过来，他就“嗷嗷嗷"叫两声，等他吃好了，他还会在院子里兜一大圈兜到我们家来玩。他有时候在大的堂屋里烧饭，我们也到他家去，在堂屋里打牌。

乡下人都很穷，但哑巴很爱干净，他只要看到我跟穿得很破的或者是掉鼻涕的小孩子在一起，他就跟我妈妈说让我不跟他们玩。

哑巴他可能有自己的心事。他特别小心眼，有时候我们没有招惹他，他有点不开心，就不睬你了。平时家里推个豆花会相互送，他一个人我们有时候也给他送去。他有时候推了豆花，一个人吃不了也会给我们送很多来。有时候他不高兴了就会说，给我们吃的东西太多了，我妈就说那就算钱给你。过一段时间他想想又跟我们和好了。

他的年龄可能和我爸爸妈妈差不多，但是他一生都没结婚，到死都是一个人住。

“1992 年，我去了上海”

以前我爸爸在街道供销社里卖糖，后来他出来跟我妈妈两个人在自己家里摆摊，做小卖部卖糖卖烟。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别人来的时候没钱就先赊账，赊账了以后第二次来给我们第一次的钱。

有一次一个知青一直赊，赊到后面就走了。当时就去政府查地址打听，查到他家，后来我姐姐跑了很远很远，有几十里的山路，跑到他家去把钱讨回来了。那时候就十几二十块钱，但很值钱。

图/botanwang

我们农村现在也是这样赊账。我们县里有卖电器的，他说“这个电器三千一百六，我还可以卖到三千五嘞”，我说“你为什么能卖三千五”，他说如果“明年给我，我就三千二，后年给我，我就三千四、三千五，我不要利息的啊？”

所以我们这里的人买东西没有存款，就是借钱先买，写一个身份证，比如我现在需要电器我先买回来，我过年卖猪，或者等我年底卖橘子了再付。

当时有个知青跟我大哥哥很好，我大哥哥大我快二十岁，前两年我大哥哥去世了。后来那个知青到乡下来找人，就像找过去的回忆一样，到之前插队落户的地方看看，找到了我们家，但我大哥哥已经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