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先良认为，温州乐清案件中，滴滴平台作为信息中介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据《合同法》，滴滴平台是否存在故意隐瞒信息，是目前法律规定情况下确定其赔偿责任的关键。与传统居间服务不同的是，因为网络撮合信息的极大虚假可能性，滴滴平台的居间人义务不能因合同订立后就此免除，必须贯穿于合同订立到履行的全过程。赵某上车以后，滴滴仍有继续如实提供相关信息的义务，特别是在紧急事件中，执法部门的介入使滴滴平台的这一义务更加突出。

　　由于整改期间再发命案，舆论矛头也指向顺风车这一商业模式本身。

　　就滴滴顺风车的法律性质来说，它并不属于交通运输部《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下称《暂行办法》）的调整对象，“私人小客车合乘，也称为拼车、顺风车，按城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由于不属于网约车范畴，法律对车辆、司机都没有明确准入门槛要求，平台公司也不像网约车服务一样需承担承运人责任，因而顺风车乘客能够得到的保护较弱。

　　姜先良认为，一方面滴滴司机愿意从事顺风车业务，门槛低；另一方面乘客也愿意使用滴滴顺风车，因为费用低实惠。两种趋利避害因素在没有充分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使安全风险极大增加，这是其商业模式的风险。

　　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指出，《暂行办法》要求各地政府应当出台顺风车的规范意见，但许多地方仍未出台相应文件，平台公司亦存在合规难点。

　　本次命案发生的浙江乐清已有相应规定出台。2017年2月1日起试行的《温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试行）》，顺风车出行不得以盈利为目的，每辆私人车或车主累计每日提供合乘服务不得超过4次。私人小客车合乘，应当遵守本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禁止以私人小客车合乘名义从事营利性运输活动。

　　由于顺风车的商业模式设计是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平台不需要承担承运人责任，因而责任更多地集中在信息审核、准入机制设计等层面。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信息中介平台，滴滴一方面收取信息服务费，另一方面由于许多地方没有规定，平台可以任意设置顺风车接单的规定和准入资质等，顺风车失去公益属性，或多或少带有营利性质。

　　就此，顾大松向《财经》记者表示，顺风车业务算在公司的总账目中，就带有营运的商业属性，与顺风车公益性质相矛盾，从企业角度来讲，出现恶性事故是难免的。他建议，滴滴应当剥离其顺风车业务与其他业务，顺风车业务独立运营，强调其公益属性或由公益组织进行运营，滴滴主打技术服务。否则，此类事件也将影响滴滴的其他商业业务，企业应当“断臂求生”。

　　平台和警方如何建立高效连接？

　　科技带来更多便利同时，也被期待承担更多的责任。事实上，狭小的车内空间易滋生犯罪，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难题。性骚扰等安全事故频发之后，2018年5月底，Uber宣布在美国地区上线紧急呼叫功能，乘客遇到危险时，能通过应用内按钮直接与警方联系。

　　在部分城市，该功能更强大，遭遇危险的乘客全程不必说话。Uber表示，该应用将在用户点击“呼叫911”按钮后自动将该用户的姓名、确切地址、乘坐的车型、车身颜色、和车牌号码等信息发送给警方。

　　而据8月26日凌晨的温州警方公告，8月24日下午5点前，民警曾两次表明身份与滴滴客服进行沟通要求获得车主信息，未果。

　　在顺风车命案多次发生背后，除了备受诟病的客服系统，滴滴的顺风车产品设计中对安全的考量不足，也成为舆论指责焦点。

　　例如，顺风车曾被赋以“社交功能”，车主与乘客可以给对方贴上各类标签，真实显示的头像、性别，以及乘客被司机贴上的带有暗示意味的标签，使得乘客在上车前就已对司机“透明”。

　　“空姐遇害案”后，滴滴宣布顺风车措施整改称，默认乘客一律关闭真实头像，关闭标签功能，隐私保护开关默认开启。

　　家住朝阳区的刘灯灯曾两次经历过滴滴顺风车司机不轨行为，她亦向《财经》记者反馈了顺风车产品设计中的“不友好”。第一次被信用评分仅有60多分的司机接单并“动手动脚”之后不久，她发出的顺风车订单被一名评分不满80分的司机接单。由于取消订单会影响乘客的评分，她无奈选择上车，结果再次遭遇司机以图片形式进行性骚扰行为。针对该起性骚扰行为投诉并提交证据后，刘灯灯被当事司机打了差评。

　　她的不解是，如果不能预先设置拒绝低信用的司机接单，那么顺风车信用评价机制的意义是什么？作为受害者，经过投诉并提交证据之后，为什么自己的乘车评分还会被加害者评价，并不能取消？“产品设计当中，促成交易应当让位于安全。”

　　滴滴最新的自查进展称，自8月27日零时起，在全国范围内下线顺风车业务，内部重新评估业务模式及产品逻辑；客服体系继续整改升级，加大客服团队的人力和资源投入，加速梳理优化投诉分级、工单流转等机制。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