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却又来得毫无准备。随后蒙桦的同事、媒体和亲戚电话不断，蒙冬都不想再接了。石家庄市公安局打电话问："是不是有人告诉你又抓了个凶手。"蒙冬反问："这与你们有什么关系，别忘了我还在告你们呢！"

　　"事后又有自称河北省公安厅的两个人上门来找我，问我这段时间有什么人来，还要求看判决书。"蒙冬拒绝，"那段时间人太多了，好人坏人根本分不清楚。"那年七八月间，蒙冬家里来了一拨又一拨人，"很多人是来要判决书的，我一概回避。"

　　2006年，声称"真凶"的王书金在邯郸受审，蒙冬带着要求重审女儿案子的申诉书也到了邯郸，法院的答复却是：你孩子的案未列入审判序列，不准再审。蒙冬将申诉书交给了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检察院，"官方没有再给过任何说法。"

　　蒙冬在申诉书中要求：查清"一案两凶"的事实真相，搞清王书金和聂树斌究竟谁是真凶；追究相关人员违反法律、以强权政治制造错案、对申诉控告人全家实施暴力、给申诉控告人全家造成政治、人身、经济和精神伤害的刑事、民事责任等。

　　蒙冬除了写申诉材料，也写挂号信，信件寄往北京，"有的会给回执，有的不给。"此外，蒙冬每月给负责聂树斌案的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王琪打电话，"一月打上一两次，要求给出答复"，电话那头像讯号台一样，18年的每个月都回复着同一句话："我们按程序正一步一步进行中，具体详情不能透露。"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蒙冬和张焕枝似乎只能在大众媒体上"见面"。蒙冬认定：只要官方没有给出确切说法，我和聂家就是仇家。尽管蒙冬退一步想的时候，"在心里也觉得王书金的可能性更大一点。"但是现在，女儿的事情一下子变得"冤无头，债无主"，令蒙冬郁结于心的怨恨无处排遣。

　　张焕枝一听说有人能见蒙冬，便要传话："告诉他，我理解他，但我还是要问候他。"说这话的时候，黑夜笼罩着下聂庄。

　　距石家庄市20公里，越过一片城市霓虹，鹿泉市下聂庄村湮没在暗夜里。通往下聂庄的水泥路被一堆泥土拦腰截断，车子在被压实的玉米地里艰难绕行，空气里弥漫着庄稼的肥料味。

　　张焕枝的身影在10分钟后被她的手电照亮，在夜色中蹒跚而来。几间红砖房坐落在村头高处，家中牲畜已眠，唯独拴着的小狗对陌生人依然兴奋。它显然还未习惯聂家到访者的时常到来，隔段时间就有人来，张焕枝觉得"有人来就有希望"。

　　聂树斌上一次出现在张焕枝的梦中是几个月前，"他蹲在一个黑屋子的角落里，正在挨打，又不敢吱声，把我气醒了。"从小患严重口吃的聂树斌，内向少言，说不出话时就躲到张焕枝身后："他一定受不了被打，但是挨打又没法说话，审他跟审一个哑巴有什么区别？"

　　聂家院子宽敞，"若孩子还在，生活应该不错。"三五只鸡鸭，两亩地种些小麦玉米，每天白菜萝卜，一碗粥加几个馒头，当过兵的老伴聂学生从联碱厂退休后每月有一千三四的退休金，冬天还会加些烤火费，"儿子是我的支柱，我是满足的。"

　　但现在"生活像没有了太阳"，整个院子沉浸在深深的夜里。聂学生从聂树斌被执刑后就偏瘫了，多次试图自杀而未遂。张焕枝看起来却永远充满精神，总是铿锵有力地陈述着儿子被冤死的种种。这位小学文化的北方农村妇女对儿子的案件思路清晰："我要好好活着，一直等到重审。"

　　张焕枝让聂学生在隔壁屋看电视，把门轻轻掩上，坐下来开始她祥林嫂式的诉说，桌边堆着一袋药。"心脏不好，救心丸随身带着。骨骼也不好。"汤臣倍健(300146,股吧)的钙片放在一边。没说几句话，房门咧开一条不大的缝隙，聂学生的身影紧贴其上。张焕枝发现后起身又掩上门。重复数次。

　　1994年9月某日，20岁的聂树斌没有回家。第二天警察到来时，张焕枝正在家中忙活，再过一阵就是女儿聂树会出嫁的喜日。警察带来了一张拍有几件女式衣物的照片让她辨认，然后称聂树斌在外犯案被逮捕了。张焕枝满心狐疑，却没能从警察口中得到更多信息。

　　数日后警方两次登门，搜查了聂树斌的房间，家人仍不知发生了什么。最后是聂学生在工厂看到了儿子的逮捕证，"强奸杀人"的字眼令他无法接受。

　　张焕枝最后一次见到儿子是在一审后，在一个小屋内，聂树斌背对着门正在哭，张焕枝哭唤儿子，双方泪眼相对不足两分钟，就被强行拉开。张焕枝在随后的日子里到事发的玉米地查看，找玉米地的承包户，找治安主任……"我不信儿子能做这种事情，我只能自己去查，自己去问。"

　　及至1995年9月28日，聂学生到看守所给儿子送衣物，"看守所说已经执行死刑了。"张焕枝于是到中院询问："我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啊？他说送火葬场了。那骨灰呢？法官竟然觉得很奇怪，反问：怎么还要骨灰？我告诉他，你儿子死了你不要骨灰的吗？他才勉强给我开了个介绍信，去殡仪馆把骨灰要了回来。"

　　村里的人们大部分不相信聂树斌会做出这样的事，但张焕枝总是逃避不了背后的指指点点。"慢慢就习惯了，后来大家也不提了。但是这一次，几乎所有人都支持我要讨回清白，"虽然也有人觉得张焕枝不过是螳臂挡车。

　　失子之痛随着聂树斌的下葬慢慢沉入时间长河里。显然上苍没放过这位外表刚强的北方妇女，总是不断让她看到一点微茫的希望，却从未抵达。2005年来了两拨记者，只询问是否有这个事，却不说为何旧案重提。渐渐地，来的记者多了，张焕枝才知道儿子的案件又有了新的疑犯。

　　张焕枝没法坐等结果，继续张罗着找律师，申诉。发现人已经没了，却连判决书都没有。张焕枝决定自己去找蒙冬要，蒙冬的态度至今仍如7年前一样坚决："只要案子没有定，我不可能和你坐在一张板凳上谈。"于是就有了律师李树亭反复叩开蒙冬家的门，拿到判决书已是2007年了。

　　从2005年至今，张焕枝数了数去北京上访的次数，十多次，有一年就去了4次。直到最高法院告诉他案件已经移交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了，于是张焕枝每个月就要来回两次这段先步行半个多小时，再坐两小时车的路程。

　　"见法官倒不难，那个叫王琪的法官，只要在就会见我，每次见我都说一样的话：没有说不管，一直在进行中，你再等等。"就这样，张焕枝和蒙冬一样等了7年。

　　坐穿牢底

　　同样被等了7年的还有王书金，只是他在看守所里等待已知的死刑判决。

　　"事实就是事实，我根本也不想抵赖。""石家庄西郊玉米地那起也是我干的，检察机关应该认定。"王书金在律师会见笔录和最初的公安笔录中反复强调。

　　这位奸杀4人，强奸两人的凶犯，起初并不是这么坦然。王书金在孔寨村附近的塑料厂做工有半年，其向律师称蒙桦便是他在这半年间所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