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年间，张焕枝连判决书都没看过。在听到范友峰的追问后，她也开始回想起儿子犯事后，自己对案情一无所知，到处询问没有结果的往事来。“我听小范说得很有道理，我的权利被侵犯了我自己都不知道。”张焕枝说，自见了张景和之后，她越来越信任范友峰了。

　　第二天，按照范友峰的指点，张焕枝带着女儿聂淑慧到石家庄中院，在档案室内看到了聂树斌的判决书，但只许看，不许复印。聂淑慧摘抄了基本案情，交给了范友峰。案情很简单，连一张纸都没写满。

　　翌日，聂淑慧到石家庄中院再想看到判决书，已经不可能了。而此时，范友峰正在寻找参与聂案侦查的警察焦惠广，焦在“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杀人案”发生时刚入警队，还写了关于此案的通讯报道。

　　“他在一个刑警中队当队长，对我们很是警惕。”范友峰和楚扬亮名身份后，很快听到楼道的铁门被关上，焦惠广要去两人的记者证，“实话实说，现在要查实你们的身份。”这次紧张的交涉，范友峰的唯一收获，是获悉有一篇《青纱帐迷案》的聂案报道。

　　范友峰和楚扬在档案室内翻查了3天，终于在石家庄日报上找到了这篇报道。自此，采访基本可以成型。

　　“包抄”式推动

　　马云龙听到前方汇报，北上石家庄进行二次核实时，就开始着手下一步的布局。他考虑的是，不能让聂案在程序上失控脱轨，进而消失在公众视野中。“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律师介入。”

　　在河北某媒体任职的一位朋友，向马云龙推荐了律师李树亭，李树亭代理邯郸杨东身和冀东监狱李久明的案子，都属于“洗冤”的典型案件。2005年3月11日，张焕枝就开始与李树亭联系。3月14日，即河南商报《一案两凶，谁是真凶？》刊发前一天，楚扬和张焕枝来到李树亭的律所。在经过沟通后，楚扬向马云龙电话汇报，确认李树亭为合适人选。当晚，李树亭接到张焕枝的预约电话。第二天上午，双方签订了代理协议。

　　一个月后，李树亭在中国政法大学的同学纪桂林，又向马云龙推荐他的学生朱爱民，做为王书金的代理律师。范友峰带着朱爱民赶到荥阳，说服了王书金的前女友马某，让其以王书金儿女监护人的身份，签订了代理协议。

　　2007年7月21日，经过马云龙牵线的律师彭思源，也获得了王书金女儿和马某的授权委托。据知情人士透露，彭思源之所以受邀加入，是因为马云龙需要律师在法庭上递交申请，要求查阅聂树斌案卷宗。如同战场上的迂回战术，最终都是为了包抄。马云龙期望，利用王书金案“包抄”推动聂案。

　　一位接近马云龙的知情者说，在十年间，为聂家维权的律师群体间并非没有不和谐音，甚至聂家内部对一些问题都意见不一。然而，在众议纷乱中，张焕枝对马云龙最为信赖。

　　在马云龙看来，张焕枝在媒体前总是表现出刚强的一面，但在推动无果的十年间，她也曾灰心丧气，害怕自己看不到最终定局。“我劝她说，大姐，你咬咬牙吧。”马云龙为张焕枝分析：你官司赢了，儿子也活不过来；你官司没赢，以前你活在屈辱之中，低眉顺眼，见人就躲，到处被歧视。现在你去法院，人们都不再把你当成强奸犯杀人犯的母亲，而是受害者的母亲，你应该坚持才对。

　　“介入”争议

　　2013年6月23日晚，再过一天就是王书金案二审第二次开庭了。马云龙突然在网上发出一篇《一场惊天丑剧就要上演，真凶王书金将全面翻供》的文章，透露河北省有关方面已威逼利诱王书金翻供。此文一发，舆论大哗，而王书金最终也没有翻供。

　　“我是真急眼了，做好了被抓的准备。”马云龙说，他从河北政法系统内部获悉，在这次开庭前一个月左右，在磁县看守所内还举行了一次模拟开庭，王书金“当庭”翻供。广平县公安局王书金案专案组有警察也被叫去旁听，还被要求在记录上签名。

　　在马云龙看来，这是聂案十年中，最凶险的一次。他遍寻故旧，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发声者，只好自己站了出来。在聂案报道后，马云龙和范友峰先后离开了河南商报。但至今，马云龙在聂案中还是更多以记者身份出现。

　　马云龙多次被问到，做为记者，如此深地介入，并铁口直断聂案为冤案，是否合适？“我是记者也是公民，我有我的是非判断，帮助弱者是我的责任，我可以写新闻帮他们，也可以用别的方式。”

　　他经常举一个例子，反问与他隔好几代的同行：一个记者遇到一个跳楼的人，他要是劝对方几句，对方很可能就不再跳了。他是上前劝说，还是调好焦距，等着那人一跃而下，拍一张经典的照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