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84、1985年，随着《一个和八个》（1984）《黄土地》（1985）《黑炮事件》（1985）《红高粱》（1986）等影片的问世，第五代影人也随之浮出历史地平线。他们更年轻、更前卫。对于人道主义复归，对于人的情感、价值和尊严，他们也同样报以热切的肯定。但与第四代相比，他们对现代化的期盼更为迫切。相应的，在电影观念重塑与视听语言操演上，也比第四代走得更远，更极端。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面对越来越沉重的市场压力，中国影坛涌起了一阵娱乐片大潮。1988年出品的影片，娱乐片占了60%。有点始料未及，也有些耐人寻味。自1957年钟惦棐提出 “票房价值论”之后，人们就很少触及电影商品属性的问题。不过这一次形势逼人，面对铺天盖地的娱乐片，人们再也无法把头埋进沙子。时任广电部副部长陈昊苏撰文提出“娱乐片主体论”，呼吁人们正视电影的票房价值和大众娱乐属性。他自称，这叫“打开天窗说亮话”，要捅破那层窗户纸。今天这个话题似乎毋庸置疑，但在30年前，却很难形成共识。毕竟，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还未正式启动，“娱乐片主体”的论调，无论在体制、政策，还是在观念上，都还缺乏现实的有力支撑，不免有些曲高和寡，孤掌难鸣。

　　进入90年代，电影思潮又匆匆翻过一页。80年代的激越与浪漫渐次消退，电影步入一段最为艰困的岁月。恰在此时，以贾樟柯、王小帅、张元、娄烨、章明、张杨、管虎等为代表的“第六代”悄然崛起。与前辈相比，他们的文化视野更加国际化，审美趣味也与主流更为疏离。更重要的是，他们身后不再有国营厂的庇护，而更像是一群电影个体户，除了手中的摄影机和过期胶片，他们几乎一无所有。他们打出“我的摄影机不撒谎”的旗帜，诉求一种原生态的逼真写实，让电影回归个人经验，远离宏大叙事。

　　21世纪初叶，中国加入WTO，全球化浪潮呼啸而至。以2002年张艺谋的功夫大片《英雄》上映为标志，中国电影开启了又一次艰难的转型。合拍片、港台艺人、民间资本、互联网开始融入电影竞争。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分流发展。一些人因坚守初心而被边缘化，更多人则与资本妥协，随市场起舞。然而，市场就像一副跷跷板，想求平衡并不容易。一方面功夫片、喜剧片、青春片、魔幻片，让国产电影有了许多新鲜面孔；另一方面，类型片一支独大，“高概念”电影受资本热捧，而坚持个人表达和风格化探索的中小成本影片，在市场上却无立锥之地。面对这一现实，“工业美学”的概念应运而生。不论它说服力如何，其目的是想在艺术与市场、个人表达与大众消费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从思潮史的角度，这当然也可以视为是对80年代美学革命的一次延伸和拓展。如同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赛，电影观念的不断演变，无非是想为突变的现实提供一种有效而能自洽的理论阐释。

　　3.制度创新，找寻通向市场之路

　　不夸张地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电影每一次改革都像是一场被倒逼的生死之战。1979年，在旧片复映和“国庆献礼片”的双重推动下，国产片观众人数达到了历史峰值的293.1亿人次，日均观众数高达7000余万人次。但好景不长，随后几年，随着电视的普及和文化娱乐生活的多样化，观众人数从1980年起，每年以10多亿人次的速度递减。与此同时，伴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物价的过快上涨，电影企业收支失衡，出现大面积亏损。加上统购统销造成的分配扭曲，让各制片厂资不抵债，难以为继。1983年，虽在发行体制上做了局部改革尝试，将影片发行的统一定价，改为优质优价，但这种改革只是在已有体制框架内平衡了一下利益分配关系，并未触动体制的痼疾，因而只是一次治标不治本的隔靴搔痒。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共十四大将改革目标锁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电影行业的体制改革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1993、1994年，广电部先后下发《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和《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两个文件，明确提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十大改革措施。其中最核心的两条是：一，把国产故事片由中影公司统一发行改为由各制片厂自主发行；二，放开电影票价，具体由地方政府自主掌握。这次改革，以困扰电影多年的发行垄断为突破口，打破了统购统销体制，将经营自主权下放给企业，明确了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地位和角色。

　　不过，这一改革并不彻底。影片发行权虽然从中影公司回到了制片厂，但在具体发行过程中，依然要面对30多家省级发行公司的体制障碍。有人把这戏称为“一个婆婆倒下去，30个婆婆站起来”。企业的体制包袱仍未彻底放下，生产潜力也未得到完全的释放。然而，就在此时，由改革带来的阵痛却不期而至。1993年，国产片产量下降50%，观众人数下降60%，票房收入下降35%。电影行业再遭重创，沉疴难愈。

　　1994年，为克服行业和市场双双疲软的难题，中影公司开始推行每年从海外引进10部分账大片的举措。当年秋季，首部分账片《亡命天涯》在国内上映，最终以2580万元的票房收益，拉开了分账大片独步影坛的序幕。1998年，分账大片《泰坦尼克号》在中国内地市场一口气拿下3.59亿的票房，创造出一个让人目瞪口呆的市场奇迹。1994年-2000年七年间，中影公司共引进海外分账片46部，总票房17.4亿元人民币。别小看这17亿，还不及现在一部热卖大片的票房，但却支撑着整个电影行业熬过长达十年的漫漫寒夜。

　　2001年，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全年票房已经跌落到8.9亿元，还不及2018年大年初一一天的票房收益。然而，绝境逢生，触底反弹。正好在这一年中国电影终于迎来了起死回生的转机。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WTO，中国电影全面市场化的时代由此来临。从2002年起，外资被允许以不超过49%的投资比例参与国内的影院建设。2003年，院线制开始实施，再加上国营制片厂的集团化改革，民营资本、境外资本的大举进入，以及数码技术和互联网的合力助推，中国电影终于实现绝地反攻，步入了一条每年以30%速度递增的快速通道。2010年，3DIMAX分账大片《阿凡达》，在中国内地市场的票房首次突破10亿大关，中国电影开始迈进百亿时代。2012年，中国又以170.73亿元的年度票房（折合27.05亿美元）超越日本，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再次回顾本文开头汪洋的那一声呐喊，40年的斗转星移，自始至终都在为生存而战的中国电影，今后又将走向何方？

　　4.消费升级，探索由大变强之道